〔中图分类号〕1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2)03-041-04 一、经过战术处理的“个人写作” 近十年来，以王家新为代表的“个人写作”理论在诗歌研究界博得了不少掌声，如有研究者说：“诗人王家新即是能映现出我们时代的诗歌的这样一面镜子”[1](p103)；还有研究者把王家新的“个人写作”理论誉为是一种“较为彻底的‘转型’意义”的诗学。[2](P58)。毫无疑问，这些评价都是把王家新的“个人写作”置放到“当代中国诗歌”这样一个大文化语境中的，即王家新的“个人写作”理论已不仅仅是“个人”的诗学主张了，而上升成了一种“时代”的诗学主张。新文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种理论一旦与“当代中国诗歌”、“时代”、“镜子”以及“文化转型”等词扭结到一起时，就意味着该理论已赢得了某种道义上的特权，会给诗歌的创作及其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 事实上，这种“影响”在当下的诗歌研究现状中已严重地显示了出来。翻看一下自20世纪末期所出版的相关文学史、诗歌史教材以及大量的相关专著，会发现90年代以后的诗歌界正悄悄地沿着王家新所倡导的“个人写作”的方向滑行。最简单的例证是，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是把90年代的先锋诗歌创作总结成“个人写作”的，并且对“个人写作”的阐释基本上又都是以王家新的理论摹本为摹本的。这也是本文决定要解析王家新“个人写作”理论的最基本动因：好不容易从政治意识形态的钳制中挣脱出来的当代诗歌，果真需要这样的一种“时代”诗学吗? 研究者们在分析“个人写作”诗学时，总喜欢把其往“大处”阐释，也是事出有因的：王家新本人可能觉得“个人写作”这个名字并不能很好地传达出其所包蕴的内涵，所以有时他又把“个人写作”诠释成“历史化的诗学”，并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正是一种历史化的诗学，一种和我们的时代境遇及历史语境发生深刻关联的诗学。”[3](P80)由此可见，“个人诗学”通向的是“时代境遇”和“历史语境”，即“时代”和“历史”是其诗学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石。但是由于“时代”在“个人写作”理论中并没有什么很特殊的指义，往往是被包容在“历史”中的，诚如他在释说该诗学性质时说过的一句话，这种诗学就是要在“诗与历史间重建一种关系”。[4](P65)“历史”才是包容一切的集合。故而，“历史”在其诗学理论中到底指代什么，就变得至关重要了——任何一种理论，只有把其基石的内涵廓清楚了，才能使理论的真实意义显露出来，否则就是些似是而非、怎么理解都行的含混说法。 纵览王家新的诗学文章发现，他似乎从未直接给自己言说语境中的“历史”或“历史化”下过一个明确的界定。那也许就应该理解成王家新诗学的“历史”就是接着原有的历史话语来说的：“历史”是社会学批评、现实主义批评中的最核心概念之一，那么王家新的“历史化诗学”就应该归属到社会学批评或现实主义批评的价值范畴之中。可事情似乎又不是这么简单的，在王家新的理论语境中，“历史化的诗学”是等同于“个人写作”的。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个人写作”诗学就是一种“历史化的诗学”。这就意味着“个人”与“历史化”在其话语语境中是可以重合、互换的，即“个人”就等同于“历史”或“历史化”。 这个结论显然与社会学批评、现实主义批评是相悖的，即在这两种批评理论中，“历史”与“个人”非但不可能等量齐观或互换，相反“历史”对“个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也就意味着，从王家新把“个人”设置成可以与“历史”互换的概念来看，他似乎并无意把“个人写作”——“历史化的诗学”纳入到传统社会学批评和现实主义批评框架中去。更重要的是，他在论述“个人写作”时，总是把“朦胧诗”、“第三代”诗歌作为其参照系数，而“朦胧诗”、“第三代”诗歌都是当之无愧的先锋诗歌范畴内的创作。而且，研究者们也都是这样来指认的，如“个人写作”“透射出以王家新为代表的一批先锋型诗人对于保持诗歌阶段性活力的自觉追求，体现出他们在寻求个人意识与时代意识联结点上进一步拓展诗歌生存空间的清醒认识及有效努力。”[5](P96)“个人写作”对应的是“以王家新为代表的一批先锋型诗人”，这也就在理论上确立了“个人写作”的先锋性质。 以上这两点足以证明“历史化的诗学”中的“历史”并非是传统批评学意义上的历史，它已逾越出了固有的樊篱，具有了“先锋”的特质。然而，这样一种在理论上完全立得住，也理应如此的推论，却与王家新诗学理论的实际内容合拢不起来。这是一件颇奇怪的事。一般说来，理论框架与理论内容是互为一致的——框架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内容，但王家新提出的“个人写作”却并非如此，它的理论框架与实际内容是互相矛盾与对立的：“个人写作”的框架是一种先锋诗歌的理论框架，作者特意用“个人”来彰显这种“先锋”的特性，可框架中的内容，即“历史”或“历史化”却依旧是传统的。 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也许是王家新有意识的追求，因为他曾说过，在与“这个可爱的世界打交道时”，必须要“采用某种战术”，“来一番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技术处理”。[6](P90)也许他的“个人写作”理论就经过了“某种战术”的处理，为了不违背、扭曲作者的真实含义，还是需要返回到他的理论文本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