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2012)04-0027-06 一、周作人与《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横跨一生的机缘 回顾梳理周作人与《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横跨一生的机缘，可见一种执着的念想贯穿始终。据周作人所作《关于路吉阿诺斯》，他是在东京念书时期首次接触到了路吉阿诺斯的作品。“这已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在东京念书，偶然在旧书店里买到一本英国加塞尔书店所出版的丛刊，……书名已经记不大清楚，仿佛是《月界旅行》之类，里面乃是路吉阿诺斯讲到月亮里去的文章，是《伊卡洛墨涅波斯》和《真实的故事》”。[1][775]周作人由此才知道路吉阿诺斯以及《真实的故事》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自此周作人与路吉阿诺斯结下了不解之缘。1918年周作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首次介绍路吉阿诺斯，这还是中国第一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介绍路吉阿诺斯的文学史。当时周作人尚未品读路吉阿诺斯的全体作品，因此《欧洲文学史》对路吉阿诺斯评价还仅是“作《神祇问答》、《人鬼问答》等，以嘲哲学者及古代神话”[2][52]，但从他当时的论述中也可发现他早已心生感契于路吉阿诺斯所言“唯真与理，可以已空虚迷惘之怖”[2][52]的思想。1921年10月10日，周作人收到朋友寄来的英国福娄兄弟(Flower)所译文集四册，得以品读百分之八十的路吉阿诺斯的作品，他深切地感兴于路吉阿诺斯的作品于当下生活中长盛不衰的生命力，“古今相去千七百余年，但人情没有变化，读古文书，仍有现代文艺的趣味”，“我想古典之有生命者，不以古而遂湮灭，正犹今‘典’之无生命者不以今人而得幸存”[4]。他在畅读之后，立即着手选译其中几篇对话片段：1921年10月17日翻译《大言》，10月21日翻译《兵士》，10月22日翻译《魔术》。分别于10月28日、11月6日和14日发表在《晨报副刊》，三篇作品都出自《妓女对话》，《大言》系第十三节，《兵士》系第十五节，《魔术》系第四节，后收入《陀螺》(北京新潮社1925年9月出版)。1922年11月周作人又翻译出路吉阿诺斯的对话《过渡》，并易名为《冥土旅行》在《小说月报》第13卷11号上发表，其后收入1927年2月由北新书局出版的“苦雨斋小书”——《冥土旅行》。1930年，周作人以“启明”的笔名将论文《关于丧事》，易名为《论居丧》在《未名》第2卷第9—12合刊终刊号上发表，其后收入自编文集《看云集》(开明书店1932年10月出版)和《知堂文集》》(天马书店1933年3月出版)。这可以说是周作人翻译路吉阿诺斯作品的早期阶段，但仅只是零星的译介，而且都是根据英文译本转手翻译。虽然当时周作人对路吉阿诺斯的作品情有独钟，一直想把他翻译到中国来，但后来这项翻译工作却一直延宕而未得展开，主要是由于关于路吉阿诺斯的希腊原文作品甚为难得，遍寻不着。 在国内关于路吉阿诺斯的介绍和翻译是周作人最先提出的，但在国外关于路吉阿诺斯翻译的版本流传却是非常广泛，路吉阿诺斯在16世纪上半叶就已为西方读者所熟知。路吉阿诺斯作品的手稿最先是由 Guarino da Verona和Giovanni Aurispa从君士坦丁堡带到意大利，随着手稿的流传和后代译者的努力，大约在1470年前后一卷选译路吉阿诺斯的五篇对话的拉丁文译本最先在意大利出版。据考证到1500年前后，关于路吉阿诺斯的13篇对话就已达到21个截然不同的拉丁文节选本。早期翻译者的翻译理念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后来者对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的翻译。如17世纪的D′Ablancourt谈到自己的翻译时说“我并不总追随我所翻译的作家的语言和思想：在忠实于作家思想意图的同时，我会做一些调整以适应现代的文体和习惯。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不同的表达和思考方式”[3]。他在翻译中按照当时流行的观念对原作进行趋时性的修改，以迎合当时人们的审美趣味，作品中涉及荷马史诗和古希腊神话的内容被大量地删减、改写，以至于掺杂许多别国的传说；一些涉及社会俗文化的描写段落如：同性恋被刻意地删除或加以藻饰，同时译者为了文章的通俗化还有意地选用特属于十七世纪的幽默方式来重新表达作品中的喜剧内容，他甚至“别出心裁”让侄子将《真实的故事》又续写两卷，以达到说教的目的。由此可见在他的译本中路吉阿诺斯的作品已经被刻意转换成“载飞载鸣”的斑马文章，已完全背离原文的宗旨和思想。但他在1654年出版的这部法文译本，刻意迎合所处时代需要，却为广大受众所普遍接受，对后世的翻译产生重大的影响，其中受最直接影响的是1711年出版的Dryden Lucian的法文版本。Dryden Lucian的法文版本也是具有重大影响的译本，其后又影响着一大批翻译家。由此可见，这些翻译者对路吉阿诺斯作品的肆意删改、替换和续写，不仅改变原作深载的思想和精神，而且译者随性的选译、改译为后来的译者造成很大的干扰，如果后来的译者再借助于这些译本进行转译，翻译的作品不仅无法重现原文的神采，而且可能扭曲路吉阿诺斯的思想和精神。 周作人极为珍视路吉阿诺斯的作品，作为一个认真严谨的翻译家，他在翻译底本选择上非常谨慎而严肃，他希望能选用希腊的原典，而不愿从“基督教国”去转手。在很长时间内他不愿翻译劳斯的《古希腊的神、英雄与人》，也正因为觉得它是“基督教国人写的书”。希望按照原文直译，“存真”以求得西方文化的真实价值，是周作人一贯恪守的翻译标准和宗旨。他主张翻译终要“选择最好的出处，忠实地遵从原典，只是照样记述，差不多没有感想要说明，或调解原来的那些不一致或矛盾。因此他的书保存着文献的价值”[4]。因此，周作人手上虽然有一套Oxford Translation中Fowler英译本，已收录路吉阿诺斯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作品，但是这本译作的序文已经明白地写明“有些犯忌讳的地方都已删去，或者全篇没有”[5]，他在1963年5月13日致鲍耀明信中还特意提到“英国假道学(缺第五、六及十)游女译不完全”[6][254]，故不可凭信。在这样的版本情形下，他对《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的翻译工作也只好无限地搁置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