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2)04-0026-11 萧红生前一共出版了10本书，短短10年写下近百万字，文体遍及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和评论。纪念她的文字则有上千万，根据她的作品改编的文艺作品源源不断，传记至今新作迭出。《生死场》在世纪之交搬上首都的话剧舞台，轰动海内外。网上关于她的信息有几十万条，而且有褒无贬。萧红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至今仍然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像一颗明亮的星辰在民族危难的暗夜倏然升起，至今闪烁在人类艺术的天穹。她承袭了宿命的苦难，在错动的历史中艰难跋涉，民族国家的基本立场与左翼的意识形态，使她从民间的历史视角叙述现代性劫掠中的溃败、变革与抗争，一开始就进入了人类最前卫的文化思潮和艺术思潮，以“对着人类的愚昧”为自己的文学使命，文化人类学是其基本的学科基础，天命的原始思想是她阐释民间精神的泛文本背景。 萧红生长在中国历史急剧动荡的时代，现代性劫掠的外族入侵导致了传统文化的迅速崩溃，民族危亡一开始就是她成长的意义空间中最严峻的问题。而维新的乡绅之家的特殊文化环境，又使她得以进入应对溃败的新文化潮流。由于神秘婚约的束缚，她与家庭的关系由紧张到彻底决裂，更前卫的新派知识者的思想启蒙，使她天然地易于接受激进的左翼思潮。她中学的历史教师姜寿山毕业于北京大学，而她出入的哈尔滨左翼文化沙龙牵牛坊中多有革命志士。她的创作一开始就以“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引人瞩目，而且是从民间的视角、以民间的记忆与民间的方式叙述。溃败是萧红历史意识的基本主题——家族的溃败、乡土的溃败与文明的溃败。她以各种溃败的生命故事为焦点，连缀起大跨度时间中的历史图景，表现了现代性劫掠中整个民族所经历的巨大苦难，特别是在外族入侵的危难情境中，历史时间倏然断裂所带给乡土社会的急剧震荡。《生死场》以一组人物的命运故事，表现了在外来文明的猛烈冲击下，乡土人生从失败的变革到奋起抗争的完整过程，为断裂的历史留下了最初的遗照。萧红因此而成为民族历史的书写者，她的创作和其他作家的创作一起，成为全民抗战的先声，带有民族集体记忆的特殊意义。 关注民间思想，是萧红自觉的艺术追求。萧红文学中充满了大量的仪式，根据俄国民问文学研究家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普乐普的观点，神话与故事都是仪式的准确换位。在《生死场》的《罪恶的五月节》中，她叙述了两桩杀子的故事，俄国巡回画展派的主要代表作家伊利亚·叶菲莫维奇·列宾《伊凡杀子》是其潜在的文本(她中学时期为了画家梦，大量搜集中外美术的资料，完全有可能看过这幅世界名画)。但是，她把杀子的时间锁定在中国四大鬼节之一的五月节(端午节，也有些地区称之为女儿节，是为纪念寻父投江的曹娥)。这两个被杀的孩子因此而带有了祭品的性质，这显然是野蛮人祭风俗在她作品中的准确换位。不仅如此，在她所有的文本中，五月节都是划分生死的时间符码，这与她的生日禁忌重合，也同样带有自我指涉的替代性质。这个时期文化人类学正在兴起，连她所敬仰的鲁迅也在写取材于神话的《故事新编》。她在上海的1936年，鲁迅完成了这部著作，它作为泛文本的背景对萧红也是一种启示，自然会影响到她的创作。这样萧红一开始就进入了人类最前卫的文化思潮，也进入了人类最前卫的艺术思潮。她以民间的历史视角，连缀起破碎的历史图景，浮雕一样凸显着掩埋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民族心理的原型，渗透着她对人与历史、文明关系的普遍性思考。 萧红的文学思想成熟得很早。1938年，她在《七月》杂志召开的座谈会上明确地表示：“作家不是属于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过去和现在，作家都要永远对着人类的愚昧。”[1]这使她超越了左翼文学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创作法典，也超越了狭隘的种族立场，以开阔的视野审视法西斯战争带给全人类的灾难，以及形成这灾难的人性根源。这和她早年在五方杂处的国际化大都市哈尔滨的经历有关。她世界观的构型、艺术观的核心与所有的叙事动机基本都形成于那个时期。逃离法西斯统治之后，在上海又广泛接触了东西方的左翼文化人；1936年旅居日本时期，亲历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猖獗，目睹了现代性的灾难性后果。这使她一开始就站在了人类的前沿，在被历史塑造的同时，作为著名作家的萧红也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心灵在与历史的互动中完成了精彩的文学飞翔。 身为女性，萧红一出生就受到传统文化的诅咒，被认为是不祥的孩子，在升学、婚恋等一系列问题上阻力重重，而且在开始写作的时候，仅仅23岁就已经经历了一个女人可能经历的所有苦难。这使她对女性的生存有着特殊的敏感，女儿性与母性的精神从始至终涵盖了她所有题材的写作，取材最多的就是女人以及鳏寡孤独们的命运故事。展示女性的特殊经验，是萧红民间的历史视角中最令人触目的景观，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叙述的就是失去丈夫的孕妇与孤儿的悲惨命运。而女性的文化处境也是她洞察历史的基点，《生死场》中未婚先孕的金枝被男性同胞所强暴，种族立场和性别立场发生了抵牾。而女性生物学的局限又使她以赤裸裸的笔触表现生殖的种种苦难，她先后写了六起生殖的事件，在融合着痛苦与欢欣的自我凝视中，把拉伯雷食与性的身体狂欢推进到人类延续生命的基本情境，也把托尔斯泰和巴金们对于生殖无奈的厌烦与恐惧转变为繁衍生命的泛人类学主题，这是两性共同的伦理命题，因此萧红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歌咏生殖的悲情诗人。她对朋友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矮的”[2](P30)，正是在这无可规避的物种延续的基本伦理层面，女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形象诠释。这使她的女权思想超越了一时一地的具体问题，深入到生命的原始悲哀，具有永恒的人性价值。 对于各种文化制度的质疑，则使萧红文学的泛文本背景具有了开阔的文化史空间。她的创作一开始就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展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化信仰，萨满教的大背景中融合了儒、释、道各教与各种民间的淫祭，表现了无有不信的混融信仰方式。而近代思想则是通过对其祖父、伯父与父亲，以及殖民城市中洋商家庭的基督教信仰，全景式地展现出来。以对“天命”的不同理解来表现民族原始思维的巨大凝聚力，她以生命为核心的伦理诗学就建筑在这深广的文化基石上。萧红是在近代思想的启蒙中重新发现民间的善良精神，借助朴素的天命观完成自我的确立。《呼兰河传》中，唯一一个健康的人性故事就是非婚结合的夫妻冯歪嘴子和王大姑娘的生命故事，尽管贫贱、尽管受歧视，却满怀希望坚韧不拔地生活。这样深厚的泛文本背景，使萧红文学带有文化史、思想史和心灵史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