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见柏杨，是在1990年12月13日台北文化界的一次聚餐会上；他最后一次亲笔给我写信，是在2005年8月26日。在这十五年间，我跟他曾在台北和北京多次晤面；每年岁末，也常用写年终信的方式互致问候。其间柏杨先生对我帮助甚多，也宽宥过我出于善意的失误。柏杨夫人、诗人张香华女士同样对我多有帮助，特别是2001年10月，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第38届贝尔格莱德国际作家笔会，熟悉东欧诗坛并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张女士更对我多有关照。我是一个十分念旧并铭记他人滴水之恩的人，所以虽然卑之无甚高论，我仍愿意借这个场合做一个粗浅的发言。 可能因为我曾经以鲁迅研究为职业，所以我跟柏杨的交往，竟是从谈鲁迅始，至谈鲁迅终。 柏杨第一次跟我深谈时就涉及他跟鲁迅的比较问题。他对这次谈话十分重视，当场进行了录音，临别前特意将录音带赠我。我根据记录稿和录音带整理了《他在争议中保持自我》一文，得到了他的首肯。他当时说：“有人一直质问我，你配跟鲁迅相比吗?我想，如果我崇拜的鲁迅还存在的话，他会责备这种说法。怎么不能比较呢?后人永远应该超过前人。我认为鲁迅是可以批评的。如果变得不能批评，鲁迅也就丧失了生命。鲁迅的价值如果用不许批评来维护，那就会变得没有价值。我们应该从批评中发掘出一个真正的鲁迅，有价值的鲁迅!”他又说：“我要是说我不如鲁迅，你们会说我谦虚；我要是说我比鲁迅好，你们会说我自大。我有一个原则，我要不避讳地说：一个民族应该一代比一代强，这样我们的民族才会有希望。假如我们像武侠小说里的侠客，无论怎样拼命练功，武功都超不过他的祖师爷，那这个民族是蛮悲哀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自我要求和期许：没有一个人是不可被超越的。不过，我还是要说，鲁迅是了不起的。我对鲁迅的文章和风骨是非常崇拜的。我只是不赞成把鲁迅政治化，不愿看到他占据耶稣和孔子的位置，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神化鲁迅会使他变得僵化，失去应有的作用。思想的东西是不能政治化的，这才能够活泼，有生命力，才能够发出光芒。”柏杨在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又回忆起这次重要的谈话，他补充说：“我怎么敢跟鲁迅先生相比，只是吹吹大话，表示我不同凡品罢啦!中国人好膨胀，此是一次而已。”柏杨的自嘲，也反映出他垂暮之年的平和与谦逊。我感到，只有将他谈话的观点和信中的观点相联系，才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出他的鲁迅观。 其实，柏杨信中所说的“相比”就是比较的意思，并不是《水浒传》中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至于比较之后得出的结果是“大同小异”还是“大异小同”，是形神俱似还是形似神不似，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可以在学术领域进行争鸣，但不要将这种分歧引入政治斗争的轨道。 在我看来，柏杨跟鲁迅一样，都是“斗士型”的作家。我以为中国现当代作家至少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学者型，如钱钟书、季羡林；一类是绅士型，大部分自由主义作家如徐志摩、林语堂等均可归入这一类型；另一类是斗士型。鲁迅1908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就是一篇文学斗士的宣言。文中对“摩罗”诗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老子提倡的“无为”“不争”的思想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以及文艺萎靡不振的重要的原因。鲁迅解释说，印度文中的“摩罗”一词本意指天上的魔鬼，欧洲人把它叫做撒旦。所谓“摩罗”诗人，就是那种立意在反抗、目的在行动而为世人所不大喜欢的诗人，就是那种反对天命、反抗世俗、争取个性解放的诗人。鲁迅文化活动的始终都贯穿了这种“摩罗”精神。他跟重于磐石的黑暗势力搏斗，跟人类灵魂深处的丑陋面搏斗，跟自身的弱点、局限乃至缺点、错误搏斗。在他看来，面对压迫要斗争，对敌宽容是纵恶。他的铮铮硬骨，是支撑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擎天梁柱。 柏杨跟鲁迅一样，也经历了中国现代史上的大忧患、大动荡、大转折——柏杨称之为“民族的灾难，时代的灾难”。替柏杨整理回忆录的周碧瑟博士无限感慨地问他：“您的灾难，怎么没完没了?”然而，正是重重灾难帮助柏杨学会了认识中国社会，学会了认识中国人。他跟鲁迅一样，置身于风沙扑面的荒漠中，宁可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自己悄悄去抚摩伤痕，舐干凝血，也仍然直面惨淡的人生，肉搏空虚的暗夜。林语堂在《鲁迅之死》一文中认为鲁迅是一位斗士。他写道：“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柏杨也把自己视为“孤独作战的游击战士”。在他看来，杂文是一把匕首或一条鞭子，能成为对抗暴政的利器。每当遇到不公正的事情，他就像听到号角的战马，忍不住奋蹄长嘶。(《柏杨回忆录》，第235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6年7月出版)柏杨的思想具有鲜明的否定性——这是作为斗士型作家的重要表征。面对传统文化，他惯于以反传统角度立论，从中挖掘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势利眼主义的祖坟。面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他也惯于从文学审丑的角度进行剖析，凸显出其中的病态、荒诞、畸形等负面因素。 2005年8月，同心出版社重版了柏杨的《中国人史纲》，并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了一次小型学术座谈会。我在会上作了一个即席发言，指出柏杨和鲁迅都是斗士型的作家。估计是柏杨夫人张香华女士将会上的音像资料带回到台北，多次动过手术的柏杨在病榻听到了与会者的发言录音，便在同年8月26日给我写信说：“参加‘中国人学术研讨会’，所加‘斗士’封号，我马上就戴起来，千万人都摘不掉。不信，试试看。我已85岁了，谁怕谁?who怕who?”这番话虽含戏谑的成分，但也的确表现出他对这一“封号”的认同和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