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返八十年代”的命题 《花城》文艺丛刊时期(创刊时期)的七期，以丰富而厚实的文学实绩，迅速打开了局面，一跃而站在了全国文学的平台上。这为《花城》后来的良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1年1月花城出版社正式成立，从此，《花城》以稳定的双月刊形式发展至今，不间断地为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般认为，80年代是文学的年代，是诗的年代，是高考状元都想读中文系的年代，是神性而单纯的无法复返的时期；90年代是多元而复杂的年代，是文学日益边缘化的年代，是文学风光不再的时期。表面上看，的确如此，大多数文学史也作如此观述。然而，在我看来，特别是就具体的文学现场或经考察对象证实之后的情况下，结论或许截然相反。80年代的文学在整体的社会格局与语境之下并非那般神性与单纯，它与政治仍然纠缠不清，也正开始经历经济的巨大冲击，沉渣泛起与洄流奔涌交错不息，只是不同的是，它的大方向或许是正确的，是破茧而出之前的孕育与挣扎。正如程光炜所言：“众多研究成果已经提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小说’、‘先锋文学’和‘新历史主义小说’就像河汊纵横的江南水系，接通不同的文学发生点，而不像横竖奔腾的长江黄河在中国地图上那么清晰”①，确实，这些人为的简单化的历史概述，遮蔽了太多的历史暗角，把文学潮流的发展更替理想化了，固化了。事实或许是，这种概述只是文学史家的“有意”发现与“调焦”结论，其中的模糊性与含混性远非我们现在所认识的。相对而言，90年代的多元格局往往是就社会的整体概貌而言的，并非仅仅针对文学。90年代的文学只是社会多元中的一元，具体到这个“元”中来，或许这个“元”与80年代比较起来，要单纯得多，毕竟文学不再身缠之前那么多的禁锢与束缚，尽管它本身呈现不同的放射性状，但就文学本体而言，恰是一定范围内的不同姿态呈现，属自说自话的阶段，是独立的POSE。故而，90年代的文学虽然没有80年代那般具有“神性”的意味，但它已从凌空飞舞转到地面上的跋涉。我们无法否定，90年代或许正是文学良性发展的开端。所以，整体而言，80年代的文学是表面单纯之下的复杂，而90年代则是表面复杂之下的单纯。比较80、90年代的文学概况，是为了更好的理解80年代的文学本质。 在此考察80年代的《花城》，也就是抱着从一滴水里看世界的愿望，从实证的立场出发，为尽可能真实地再现80年代的文学语境与发展轨迹而作出的一次尝试性的努力，以期“重返八十年代”，呼应学术界近年来所重视的一大命题。 二、八十年代社会语境之下《花城》的轨迹：经济环境 前文表达过以下陋见：80年代是单纯之下的复杂。尽管“八十年代似乎已经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时代”，然而我们却十分怀念那个时代，一般认为，那是“一个纯真素朴、较少算计之心的年代”②。在我不算深入地考察80年代的《花城》之后，发现事实并不尽然。新时期的发端就包孕着无限的矛盾与不可预知性，80年代表面单纯外壳之下的历史“复杂性”，也告诉我们不能如此简单地给80年代定性，特别是就文学而言，更不能简单附从视之。没错，80年代是一个一度充满激情的年代，特别是风涌于1985—1988年的“文化热”，让我们充分意识到，我们曾经再次经历过一次足以与“五四”相媲比的启蒙时期。然而激情之下的眼界，往往遮略了一些令人不安与消极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从80年代初期到后期，文学经历了一次从被政治裹挟到被经济裹挟的演变历程，更多的时候是双重的裹挟。不断粉墨登场的文学表演，包括对外来文化和文学的接受，虽然存在良性的一面，但多数属于昙花一现，我们最多承认80年代的过渡作用，而不能一味的确认其理想化的存在。其非理想化的因素，到1989年才算有了一次盘点性的终结，突然间一切的锣鼓喧天迅即哑然，并归于沉寂，这个沉寂期直到90年代才逐渐复苏。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学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但它却往往受到经济环境的制约。《花城》在80年代的轨迹，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经济的挤压，或者我们不必将其硬看成是刊物所受经济挤压的结果，从一些客观事实中，我们足以领略《花城》在这个过程中所经历的一些摇摆与艰难，从而可折射它在80年代中所处的经济环境。 刊物的定价变化。《花城》前七期(1979—1980)定价在1.25—1.45元之间，1981年1期定价1.20元，2期迅速下调为1元，85年1期开始又回到定价1.20元，1985年之后定价迅速上涨。86年1期，定价提高到1.50元，87年1期，价格上升为1.80元，89年，定价升至3.50元。1989年第5期《花城》在“敬告读者”中无奈地声明：“由于近年来纸张、油墨、印刷、发行等费用不断涨价，《花城》每本工本费已大大超过定价，亏损颇巨。”声称提价为“不得已”的事情。从刊物定价的起伏我们并不能断言什么，但从中我们却可以看到经济环境的变化对文学刊物的影响。85年之后，经济环境逐渐发生急剧的变化，至89年已形成一道坎，这对任何一家文学刊物来说，都是不得不面临的窘境，经济环境决定了文学刊物的生存与命运，这应该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