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2)08-0070-12 一、绪言 文学不等同于政治，亦无替意识形态解释说项的必要。然而就中国文学而言，自先秦诗三百之赋比兴颂、合弦外交，楚骚之香草美人、怨去君侧，汉大赋之体国经野、辩论迁都，历代文士属文明志，虽亦有退隐林壑湖海、逍遥自适而超然于物外者，但更多时候却是以天下自任，不论高居庙堂，抑或屈处民间，毅然摆出介入社会、指点江山的姿态。晚清以后，社会的发展与转型又往往是政治风云动荡的结果，其左右现实人生，使汲源抽思于生活的作家无从漠视，难言超脱。1919年，反对丧权辱国的五四运动催生了白话新文学，从砍头志士的血馒头与花坟头，到悠长寂寞、篱墙颓圮、不遇丁香姑娘的雨巷，到充斥着怪现状、可怜复可悲的知识分子围城，三个十年当中源源涌出笔端的即是感时忧国的书写传统①。1949年，共产党掌权，新中国建立，文学生产大队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大纛的高举飘扬下匍匐前进，现实与革命互为训释数十年，造就不少红色经典。1976年，毛泽东辞世，“四人帮”蹶溃，“文革”告终，于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应运而生，满纸控诉时代的创伤，唱叹个人与共同体命运的不堪。文学与“中国之命运”的关涉互动于兹一目了然。 至于晚近三十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依然不离政治社会的影响。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78年掀开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序幕，继而1992年又南巡深圳、珠海特区等地，讲话肯定路线时局，加速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趋势。中国大陆因此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主导的意识形态解体，社会的实际运作改而依凭于物质力量。这一方面造就了脱贫离穷、日益富庶的盛世，但另一方面也助长了物欲的飞扬跋扈，忙/盲于消/浪费的风潮盛行，导致普遍的精神荒芜、扭曲的社会心理。在如此精神现状中所产生的中国文学，自然不乏迎合浅薄、了无余韵的流行作业，但执著承继感时忧国之“写统”者亦不在少数，其中深度反思社会，严肃叩问生命，致力于建构“精神中国”的文字积累，又以小说的佳作迭出、震荡灵魂最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王德威曾以新的主从关系词“小说中国”来论述中国现当代小说，认为“小说的天地兼容并蓄，众声喧哗。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且其“虚构模式”往往是“想象、叙述中国的开端”，因此举凡“国魂的召唤、国体的凝聚、国格的塑造，乃至国史的编纂”，皆有交代；“国家、神话与史话”的互动，无不启始②。综观八十年代，小说家或纵身寻根热潮，如韩少功、阿城、贾平凹，或热衷于先锋试验，如马原、孙甘露、格非，或重新发扬现代主义，如刘索拉、陈村、残雪，无不努力挣脱过去僵化的书写语境，开掘新的中国想象③。自九十年代以降，则如陈晓明的观察，旨在瓦解改革开放以前革命历史的宏大叙述，而其过程之复杂主要表现在五方面：其一，从贾平凹的《废都》到陈忠实的《白鹿原》，皆摈弃昔往的阶级斗争想象，而致力于沟通传统文化。其二，呼应“回到普通人”的新写实主义书写，以王安忆的《长恨歌》为代表，一字一句沪上怀旧、一砖一瓦弄堂风光，家长里短地重建中国日常生活的生存根基。其三，再塑乡土中国精神，如刘震云通过《一句顶一万句》回到农村的质朴中去，重新发现农民的孤独感和说话的欲望。其四，在与同代人的互相审视中展开自我经验，如张炜在《忆阿雅》中反思性地凝视、穿越历史和现实的各个场景，仰赖人文地理学和自然的生存方式，叩问当代精神的走向。其五，正视二十世纪国人灵魂中无法完成的赎罪，如阎连科《四书》之横空出世，探讨五十年代反右之后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知识分子深沉的罪与罚④。 无庸置疑，这些小说想象生活，介入社会，各有挖掘探索，均属精彩之作，足以代表改革开放以降小说叙事的关键指向。然而笔者以为尚有一些作品，或基于种种理由而未能跻身主流话语之列，但其实另辟蹊径，亦为求索“精神中国”而殚精竭虑⑤，其深具意义与作用，实不容草草放过。有鉴于此，本文乃专注讨论张承志的《心灵史》、张炜的《无边的游荡》、高建群的《古道天机》，以及北村的《愤怒》，尝试说明这四部在1989至2009二十年间先后完成的长篇虽然题材不一，但在内容和结构上却具有共同点，专意书写自外于盛世的艰苦跋涉，颂扬择善固执的砥砺风节。笔者将这类作品称为“苦旅小说”，认为它们通过“空间反抗”的概念方式呈现一种悲怆人文的境界，勾勒出“精神中国”极为重要感人的一面。 二、《心灵史》：用性命反扑，在苦难中崇高 对于1978年改革开放，商品进入国民大众的视野，中国向世界展示奋起直追资本、资本直追利润的物质新章，鲁籍回民作家张承志并不引以为豪，而是选择背道而驰，在1989年9月动笔创作《心灵史》，投入精神重塑的工程。 《心灵史》于1990年3月完稿，翌年由花城出版社付梓，较回族女作家霍达书写三代家族兴衰与爱情悲剧的《穆斯林的葬礼》迟了两年⑥，但题材与焦点却截然不同，震动了中国文坛。小说讲述伊斯兰教哲合忍耶(Jahriyya，阿拉伯语，高声赞颂之意)派传入中国，自清朝乾隆至同治年间多次对抗朝廷，遭受血腥镇压，前后多达五十五万教众牺牲性命的过程。尤其是七代宗教领袖的事迹，包括创始人马明心率先殉教于兰州，第三代教主马达天殁于流放东北途中，第五代教主马化龙及一家三百余口败降诛戮，第六代教主马进城年幼阉割发配，长而卒于河南，第七代教主马元章与追随者在固原大地震中罹难，乃是按照教内秘密抄本的体例，分七“门”娓娓道来。在此之前，欲了解哲合忍耶的历史与世界是颇为艰难的，原因有二：首先，哲合忍耶历代宗师的生平言行依靠神秘性质、非汉语的文献与口述内传，长久不为外人所知。再者，《钦定兰州纪略》等官方文献虽亦有记载，但总是从清廷的正统立场出发，对这少数民族“他者”语多偏颇曲解。作为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派之一，哲合忍耶最初盛行于也门王国一带。公元十八世纪中叶传入中土，虽然长期遭受暴力打压，但仍然坚毅地在新疆、云南各地传承下去，拥有五六十万信众，与虎夫耶、尕德忍耶、库布忍耶合称中国伊斯兰教四大门宦，成为中国八百万回民的精神核心。《心灵史》这部当代小说弥补了许多空白，直如台湾学者张中夏所言，“跨越了这个过去门宦内、外都难以尝试突破的鸿沟”，“借由对苏菲派哲合忍耶门宦的历史描述，及其与该派当代宗教信仰、我群认同之间所呈现的紧密关系，透过文学性的记述笔法，把这块在西北伊斯兰教文化境遇中几乎被历史遗忘的人群，赋予更为生动鲜活的‘历史反思’与‘认同再现’”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