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道，“在关于不幸事件的意识中，我们不仅倾向于了解过去个别发展的相对封闭性，而且还倾向于了解迄今正在圆满结束的整个历史过程。”①对“文革”小说的研究，不仅是通过小说世界瞭望那个逝去历史的酷虐，或荒诞的历史场景与挣扎、狰狞的人性写真，而且也要通过这种文学叙事去了解一个时代的真相，去了解被历史烟尘蒙蔽的历史往事，去了解历史悲剧的起源因素和来龙去脉。“文革”叙事中将“文革”的悲剧看成是什么力量导致的，历史事件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作家对社会进程做了怎样的总结?对社会未来做了怎样的允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追问作家对“文革”的历史起源和记忆方式才显得格外有意义。 “文革”的历史起源问题应该是个准社会学或思想史命题，或者说，这个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命题首先应由历史学家与思想家来回答。事实上，很多中外历史学家与思想家在研究“文革”历史时都对这一核心命题进行过追问和探究，他们从多个不同角度对“文革”的历史起源问题给予了回答，这些答案有阶级斗争起因说、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封建遗毒说、毛泽东帝王思想说、奸臣祸国说、乌托邦碰壁说、群众反官僚说、东西方文化冲突说、“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革命化与现代化二重冲突说等十余种②。既然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们已经对这一命题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和丰饶的回答，那么，文学家们为什么还要饶舌趋附这个话题呢?文学家们能提供出区别于历史学家不一样的探讨方式和答案吗?对这一问题，昆德拉认为，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是说出唯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因而，我们研究小说对“文革”历史起源的回答以及归咎方式，并不立足于是否真实、科学地回答了历史进程这种向度将小说家与历史学家、思想家二者进行比照，而是试图通过梳理当代作家的小说文本如何索解“文革”起源、对历史责任如何归咎，去分析当代作家反思“文革”的方式和深度，去揭示当代作家的“文革”叙事较之于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提供了哪些新的质素，也即说出了哪些“惟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小说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艺术再现有哪些优长、存在着哪些困境。 “文革”结束至今的三十余年间，以小说的形式叙述“文革”是当代作家反思“文革”的重要方式，总体来看，由于政治文化语境与特定历史观的影响，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小说建构“文革”历史起源与历史归咎叙述时呈现出“个体免责、群体代罪”的总结方式，并且洋溢着乐观的历史理性。90年代以来的“文革”叙事，作家们对历史的理解逐渐摆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和道德化政治化的维度，对历史起源的索解和历史悲剧的归咎呈现出“反本质主义”与“有罪的个体”的特点，此时的小说在探究“文革”的历史起源时对革命大潮中人的精神生成尤其是大众社会心理的变异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深化了这一论题的艺术视野和思想深度。 新时期之初的“伤痕”“反思”小说对“文革”起源问题进行了自觉的追问。总体说来，由于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语境对于文学和作家的方向性指引，以及作家自觉服膺于社会总体性要求，因而，此时作家对“文革”起源的探讨基本上与政党政治对“文革”的历史定性保持了高度的一致③。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作家们自觉秉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以与主流话语高度一致的历史姿态复制着主流政治对“文革”起源的讲述。作家们此时由于受唯物主义进化史观的影响，他们在审视历史悲剧起源时怀着一种廉价的乐观态度，将“文革”历史视为历史上的“支流末节”④，以宽宥的精神原谅了历史悲剧，乐观地相信未来一定会美好，从而放弃了对历史悲剧起源的深刻追问。 “右派”作家有着宽宥历史情结，他们与历史并不构成紧张的对峙关系，历史的劫难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可怕的，由于主体的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力量存在，使他们忽视了对苦难根源与历史之苦的追问，历史的非正义、极左政治的蔓延的可怕等重要问题被他们轻易地回避并吊销了。他们的文学是一种自证行为，证明他们情感和立场与主流政治的同一和始终如一。不管是右派作家的娘打儿子情结⑤，还是对“文革”历史流露出的审美性历史诉求⑥都是他们想象历史和建构历史的独特方式。因而，这种书写方式和价值诉求所昭示的是他们历史理性的深度缺失，历史悲剧的成因在他们这儿并不能得到深刻追问和批判性索解。如果说“右派”作家的“文革”叙事是在为政党政治与老干部、知识分子作为历史主体寻求合法性论证，那么，知青作家的小说则有着更多地为自己的青春正名的色彩。“文革”是知青作家的蹉跎岁月，对“文革”及其历史按照主流话语的要求进行大肆挞伐时寄予了这代人的理想主义缅怀和对青春岁月的祭奠。《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南方的岸》等对青春岁月与既往历史的怀念是温情脉脉的，有对历史思潮和生活细节的生动演绎，但在历史的追问和反思上这些知青小说显然乏力，他们急于为青春正名，为知青身份和知青历史寻求到历史合法性。因而，确认代群身份的历史主体位置并为之寻求代际价值的合法性，最终实现对代际主体的合法性论证，是知青小说的内在价值诉求。 从小说文本对“文革”的历史起源与悲剧归咎方式来看，“伤痕”“反思”小说在回答“文革”起源和历史责任归咎这些命题时表现上呈现出如下的特点。 首先，呈现出“个体免责、群体代罪”的历史总结方式。“伤痕”“反思”小说在反思历史时将人性悲剧、历史灾难归为政治路线的错误和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怀有的政治野心，路线正确了，坏人被惩治了，似乎所有的悲剧根源都消失殆尽了。这种历史反思极大地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和“文革”悲剧起源的真正原因，廉价的自信和简单化的解释历史的方式对于“文革”历史的反思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同时，这种历史归咎方式是没有真正责任主体的，在这种历史观照下，历史悲剧的承担主体是所谓路线，所谓少数反动政治群体，而个人和具体的阶层是免责的，因而，这种反思剥离了现实主体的历史责任与现实承担。《灵与肉》《绿化树》等小说有着这样的特点。《绿化树》开篇在章永璘和西北一所著名大学哲学系讲师的对话中，充满了对“文革”历史起源和个体命运困境起因的质询和探索，哲学系讲师建议章永璘认真读《资本论》，通过这种阅读，“你还能从那里面知道，我们今天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而且能了悟个体和国家陷入困顿的原因。但是，“我们今天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以及民族国家陷入这种困境的原因在小说中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追问，“我”出身于贵族甚至成为“我”的原罪，这种原罪促“我”忏悔和自省，而代一个阶级受罪甚至让“我”的改造与救赎之路充满了“为前辈人的罪过备受磨难”⑦的悲壮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