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一只绣花鞋》(又名《梅花党》、《梅花档案》)、《叶飞三下江南》、《一双绣花鞋》等娱乐类手抄本一直是以手抄、口传的方式在“地下”秘密流传。“文革”结束之后，当启蒙类手抄本和“地下”现代派诗歌陆续通过出版、发表等方式浮出历史的地表，并引起读者和研究者的兴趣之时，娱乐类手抄本并没有引起文化界和知识界的兴趣。其粗糙的叙事、松散的结构、稍显混乱的逻辑，是这类“文革”地下手抄本的致命硬伤，也是知识精英对之不屑一顾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们仅仅是作为没有价值的“化石”，存在于历史记忆的深处。但在21世纪初期，这类手抄本突然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文华图书发展公司的经理白士弘先后策划出版了《一只绣花鞋》(2000年)、《暗流：“文革”手抄文存》(2001年，此书收录了7个手抄本)、《少女之心》(2004年)，继而引发了一轮“文革”手抄本热。2004年，根据“文革”地下手抄本改编的长篇电视连续剧《一双绣花鞋》和《梅花档案》先后在重庆、天津、上海、湖南、广东等地一路热播。据说：“《一双绣花鞋》在上海才播出前几集，便取得13.1％的高收视率，跃居上海荧屏电视剧的收视榜首；而号称‘国内版《午夜凶铃》’的22集反特恐怖片《梅花档案》在广东电视台珠江频道播出时，平均收视率也达到了18.1％，创下了同时段电视剧多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该剧在湖南经视播出时，收视份额更是超过了50％，即两名观众中就有至少一人在收看《梅花档案》。”① 原本几乎要被历史遗忘的“文革”地下娱乐类手抄本，缘何在21世纪初会出现这样一个热潮?“文革”地下手抄本热背后的动因是什么?一方面，与启蒙类手抄本在新时期伊始就出版发表不同，与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对以“白洋淀诗群”为代表的现代派地下诗歌创作的发掘与研究也不同，娱乐类手抄本热不是知识界有意识的推动，而是资本逻辑下的一种商业行为。不过，另一方面，仅仅把“文革”手抄本热理解为书商和电视剧制片人的商业策划和炒作行为，又未免失之简单。因为“文革”手抄本热是建立在广泛的受众接受基础之上的。那么，大众又为什么会对“文革”地下娱乐类手抄本产生如此浓烈的兴趣呢?如果对“文革”地下娱乐类手抄本热潮背后的动因及时代心理进行分析，或许能让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和理解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时代。 唐小兵在《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一书的导言中说：“‘大众文艺’几十年的权威和正统地位正是为了弥补‘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脆弱和艰难，而正在进行的对大众文艺的解读，以及新兴通俗文学对大众文艺的离叛和戏仿，都逐一地指示出一个以市场调节为关键的生产方式的形成到位。”②唐小兵所谓的“大众文艺”指的是以“延安文艺”为代表的“文化革命运动”和“乌托邦行动”。它滥觞于1920年代末期江西苏维埃政权倡导下的戏剧运动、民歌搜集，纵贯后来的抗战文艺、解放区文艺以及工农兵文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主流和正统即是“大众文艺”。“大众文艺”有着一些基本的特质，比如革命主题、工农兵主人公、民间文学资源等等。以《一只绣花鞋》《叶飞三下江南》等为代表的“文革”地下娱乐类手抄本，其彰显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工农兵群众革命历史的集体性主体地位、为工农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无疑迎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主流文学，具有着“大众文艺”的某些特征。但另一方面，这类手抄本小说中对色情、暴力、物欲的渲染，对英雄故事、侦探悬疑、惊悚奇艳的津津乐道，却又显露着城市文学、流行文学、通俗文学的质地。大众文艺的特征是此类文本在动辄“因言获罪”年代里寻求叙事安全的需要，而文本肌理深处对趣味性的追求、对欲望的表达才是叙事者内心真正的诉求。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革”地下娱乐类手抄本是对“大众文艺”的离叛与戏仿。这种离叛和戏仿行为透露着另一个时代即将来临的微弱讯息。而以手抄和口述方式秘密大规模传播的对“大众文艺”的离叛和戏仿行为，无疑表征着“以市场调节为关键的生产方式”的广泛民意基础。而到了21世纪，以手抄和口述方式秘密大规模传播的对“大众文艺”的离叛和戏仿行为，则演变为大规模机械复制。这种大规模的机械复制，无疑意味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形成到位。 “以市场调节为关键的生产方式”，即市场经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转型已基本实现。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文学的生产方式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并与官方意识形态文化、精英文化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在这种文化格局中，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与官方意识形态文化合谋的策略，来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并逐步确立了其文化霸权的地位。被法兰克福学派称为文化工业的大众文化，与唐小兵所谓的“大众文艺”在其精神实质、生产方式上都有着很大的区别。前者是指在工业化社会中产生的、以都市大众为其主要消费对象(事实上其消费对象的范围已远远大于都市大众)、通过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等大众传媒传播的、无深度的、容易复制的、模式化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集中满足大众的感性娱乐的一种文化产品，商业性、消费性、娱乐性、日常性、流行性、类型化是其基本特征；而后者则是一种“乌托邦实践”行为，与文化商品迥然有别。事实上，大众文化与唐小兵笔下的“新兴通俗文学”在实质上更为接近。娱乐类“文革”地下手抄本热，就是在大众文化取得霸权的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毫无疑问，《一只绣花鞋》《叶飞三下江南》《一双绣花鞋》《少女之心》等等“文革”地下手抄本的出版发行，包括它们中的一部分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都是市场的自觉行为，其生产机制的核心是资本。此外，它的娱乐性、消费性和类型化的文本特征，则清楚地表明了此类文化产品的大众文化属性。 作为大众文化范围内的一个事件，2000年之后的娱乐类“文革”地下手抄本热被大众接受的时代心理又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或许应该成为我们解读这个时代的一个路径。《一只绣花鞋》《叶飞三下江南》以及《暗流：“文革”手抄文存》中的大部分故事，都涉及侦探悬疑、恐怖惊艳，善恶二元对立、正义最终战胜邪恶是其基本叙事模式。这些因素及故事套路是中外通俗文学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脉，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它们产生于大众文化产品泛滥的时代也并不足为奇，反而是其中必有之义。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故事情节中的“革命”要素。当“革命”成为这些故事的底色之后，这些故事就不再是简单的类型化的敌特、侦探或悬疑故事了。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革命英雄的塑造，反而使这些文本具有了一定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或许，正是这个久违的“革命”及附着其上的理想色彩和浪漫色彩，触动了市场经济时代里人们早已不再敏感的神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