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声明:由于藏地生活经验以及阅读和研究的不足,此次与会,我能做得更好的是倾听,能讲的则仅仅是一些远不成熟的意见。不过,因为对这一领域颇有兴趣,所以希望能和大家多做交流,明显不足的地方,也希望得到大家坦率的批评①。 藏地经验在当代文学之中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它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先锋文学运动及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潮流密不可分,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大家今天当然都耳熟能详,一个是先锋派的首领——马原;一个是中国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创者——扎西达娃。其次,则和这些作家自身创作的质量有关,阿来在最近一次海外演讲中谈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水准不一:“一些最优秀的作家,不仅能以其作品处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水平上,一些成功的作品还通过翻译在国外出版。还有一些作家,创作水平较低,但在他们自己民族的文学史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别的民族涌现出来的那些最优秀的作家。因为,这些人是他们自己民族的第一代作家,是自己民族的书面文学的奠基人。”②毫无疑问,当代藏族最优秀的作家,其作品是处在当代文学的最高水平线上的——这里面,包括扎西达娃,也包括阿来自己,还可能包括一些我不熟悉的作家。为了参加这次会议,近一个月来我翻出马原、扎西达娃和阿来的小说重新阅读,再一次吃惊于扎西达娃80年代中期时那种恣肆的想象力,也吃惊地发现阿来三卷本的《空山》,可以说是一部世界级的作品——我相信自己的这个判断并未夸大。由于先锋文学潮流在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发展中的关键地位,也由于藏族作家别具一格的特色和高超的创作水准,缺失了藏地经验的参与,当代文学可以说,就缺失了极为重要的部分,乃至可以说,面目会在很大程度上为之改观——这并不是客气话。 网上有人戏称,马原的小说,如“一把神赐的猎刀,划开现代与当代小说的界限”③,其实更准确点,应该说,马原及其他先锋小说家的创作,清晰地界标了当代小说“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区别。前三十年,一切都有规定好了的成规,不得越雷池半步;后三十年,以往的成规渐趋解体,先锋文学的实验无所不用其极——过了这个坎,山不再是那个山,水也不再是那个水,纵或文学还间或承续现实主义的余脉,观察世界的眼睛,却已不复当年的那种角度。 马原小说的意义,过去基本上是从叙述实验的角度来讨论,注意的是其叙述方法的创新和实验层面。我自己过去也持有的是这一类观点,譬如我曾从这一角度,这样分析过马原的著名小说《冈底斯的诱惑》中的“元叙述手法”、多层次叙述、故事的片段性,并由此讨论其所创造的“对现实的新的理解”: 由此我们再一次感到,艺术形式不仅仅是形式。全知的叙述者与现实幻觉的消退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艺术技巧的变革。传统的权威意识形态不仅有解释生活的能力,而且有组织经验(甚至最个人性的经验)使之成为一个明晰清楚、条理一贯的叙述的能力。《冈底斯的诱惑》这样的小说是权威意识形态不再具有普遍意义后的一种表征,它预示了一个不再有明晰清楚、条理一贯的整体叙事赋予个体经验以现实性与意义,只剩下暧昧不明的、似真似幻的个体经验与个人叙述的时代的到来。也许由此我们可以理解马原的叙事革命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④ 叙述实验这个观察角度,最早由吴亮在《马原的叙述圈套》中提出,也和马原本人的声称有其一致之处,譬如,马原在晚近的访谈中,还一再声明自己是个“方法论者”⑤。不过作家自己的声明,经常也会游移,马原当年的朋友就曾回忆: 此时的大马一面没日没夜地坐在书桌前实践他的文学理念,一面不放过任何向拉萨的作家、诗人们推销的机会。他像一道光行走在水面上,激起涟漪、引发错愕,崇敬或者对抗。他前一天跟人大声争论,形式高于一切,是一切艺术之源。后一天,同样的听众发现,他又在竭力攻击那些以形式为旨归的实践,认为内容才是作品立本之源。他的热情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但又变化无常。人们赞赏他的自信,暗地里却又厌恶他的过度自负。⑥ 作家在不同时空,发挥自己的意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原也无可厚非,研究者则需要相对持平、客观的角度。现在看来,从叙述实验的角度讨论马原的西藏小说,虽大体仍可成立,但其实也颇有其遮蔽之处。最大的遮蔽,就是忽略了马原的西藏经验对其创作的贡献。马原西藏小说的创作素材,很多就来自自己或朋友在西藏的见闻经历。我还记得2006年8月在拉萨的一间咖啡馆从《西藏人文地理》创刊号⑦上看到这一材料时的兴奋(这一材料也得到马原当年的朋友的印证),意识到这一点,可能是理解马原最初的西藏小说(也是最初的先锋小说)的最为关键的钥匙。譬如《冈底斯的诱惑》中的几个故事,我原来是这样分析: 这部小说是几个故事的拼合与组装,但与一般的看法不同,马原似乎并非出于纯技术的考虑。在组织、叙述全部故事的第一级叙述者之下,还有几个“二级叙述者”,一个是老作家,他以第一人称讲述了自己的一次神秘经历,又以第二人称“你”讲述了猎人穷布打猎时的神秘经验;另一个是第三人称叙述者,讲述了陆高、姚亮等人去看“天葬”的故事,并转述了听来的顿珠、顿月的神秘故事。这些故事中,都牵涉到未知的神秘因素:在老作家的故事中,他在一次神秘的远游中看到一个“巨大的羊头”,这个羊头是神秘的宗教偶像,还是史前生物的化石,抑或是老作家的妄想症产生的幻觉?在穷布的故事里,他似乎碰到了“喜马拉雅山雪人”,但叙述者马上告诉我们,关于这种雪人的存在并没有科学的证据,那么穷布碰到的究竟是什么?在顿珠、顿月的故事中,不识字的顿珠在失踪一个月(他自己只觉得出去了一天)后突然能唱全部的史诗《格萨尔王传》,对这件事有遗传的、神话的、唯物的种种解释,但没有一种解释能说服其他解释的持有者……这些有头无尾,抽去了因果关系的神秘的故事片断,拼合起来就构成小说的大体。在所有这些故事中都牵涉到一些神秘的、未知的因素,但作者从来不准备告诉读者这些神秘因素到底是什么?甚至更要紧的,他们是否真的存在?抑或只是人的幻觉与臆想?都是没有结果的。尽管这些故事的叙述方法,都是以很精确的、现实主义式的、甚至是“客观的”态度讲述出来的。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