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历史是史家笔下的历史和文学的记录，客观性和主观性、史实与史识孰重孰轻争论已久。文学史有多种多样的叙述方式，文学史也有一定时代社会的基本诉求。重要的是，文学史在多元和统一之间应该有规约文学和历史表述的时间空间意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延安文学”，在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文学史概念。她是中国革命文学从奠基到成熟的标志性文学，她是现代文学的一座里程碑，新中国文学的源头。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①发表七十周年的隆重纪念中，今天这一高度统一的价值判断达到了历史与时代、社会与政治的共识。然而，从文学史的叙事和文学自身结构来考辨，将“延安文学”纳入空间视域下，文学历史的叙事和现实文学观念、文学现象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空间的虚实观整合文学与历史，那么，看似没有异议的文学史认知共识，实际多有对概念、现象或文学史的政治化、理想化、简单化的叙述，亟待回归其文学自身的深化研究。 “延安文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文学中，既是平常普通的地域文学，又是非常态特殊时段的文学。“空间视域”是指发生在以抗战时期延安乡村等陕甘宁边区为主体的文艺。如陕北戏剧(秧歌剧)运动，有普及性的集中于这些区域的演出独幕剧、救亡歌曲、街头诗、朗诵诗等活动；有提高性的在该地区学院式的话剧、歌剧、戏曲的排练表演、散文、杂文、报告文学、短篇小说的创作发表等。还有大家熟悉的典型地域意象，如纺车、黄河、窑洞和堡垒、黄土坡、延河水、宝塔山等，这是延安文学主要依赖的“形象”。当然，空间视域又是一种象征性建构起来“想象的”延安文学话语：“几回回梦里回延安”(贺敬之诗)、“赵树理方向”、“窑洞风景”(吴伯箫散文)、“陕北风光”(丁玲书名)。它是在历史进程中的城市与乡村、文学与政治、知识分子与工农兵同构的现代性形态。由此，文学史的叙述应该回归历史现场和清理历史原貌的构形细节。 对历史时间起止期的规范，对于文学史叙事，不仅仅是寻踪研究对象的起源，重要的是明确辨析其探讨问题的疆界和可能性范围。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苏区首府保安，“中国文艺协会”成立。这能否追溯为“延安文学”酝酿形成时间的节点。将它作为一个地域文学的开端，自然可以讨论。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说：“中华苏维埃成立已很久……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并提出，文协的同志要“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②随后抗日战争爆发，一九三八年大批文化人涌入延安，先后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简称“文协”)、西北战地服务团、文化俱乐部的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等团体组织，并且延安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相继有了与文学密切联系的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等高等院校，及《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文艺突击》、《文艺战线》、《大众文艺》、《草叶》、《文艺月报》等报刊文艺宣传阵地。显然，延安文学从个体到群体有了自己的组织团体，人才培养的学校和文化传播媒体的建制，形成了一个可供各方面相互交流对话的文化平台。这标志着文学史中的主体作家队伍、文学公共空间的基础条件完形。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九月二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正式签字)，延安文艺界集会，欢送“延安文艺工作团”前往解放区工作。丁玲到会致辞，周恩来、林伯渠等讲话。该团系“文抗”发起和组织，共百余人，两个团，分别由舒群和艾青率领。十月份，周恩来到重庆谈到延安文艺活动时说：“现在又是一个新的时期到了，延安作家，又大批地到收复区去，去深入生活。我到重庆来以前，就送走了一百多位文艺工作者……在目前也是在新的时期中，求得更大的发展，驰骋的地方也多了，今后一定会有更大的成绩的。”③我认为，这个“新的时期”的开始，恰恰标志了抗战以来地域性的“延安文学”由此结束。之后，应该是广义的延安文学，或者称为由延安文艺精神放射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文艺、新中国文艺了。 “延安文学”作为独立形态的文学，具有完整的文学史意义，正在于她在这个特定时限中和按照周恩来的话说，“延安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性质上还是农村环境，社会活动比较少”。④在这样独立的区域里，发生发展了它完全不同于三十年代大都市生长的左翼文学内容和形态。“延安文艺”的中心任务，是直接与抗战的现实需求相联系。她在表述文学和政治关系上有十分简洁明了的要求。当时艾思奇将其概况为两点：一是动员一切文化力量，推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二是建立中华民族自己的新文艺。⑤到了一九四二年党的思想整风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这时期前后的文学内部形态和外部语境更为纷繁复杂。毛泽东具有纲领性的文艺“讲话”的统领，延安作家无条件的服从，有着空间的必然，当文学创作实践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各个领域出现了一批突出创作成果时，又有了创作主体认同的自然。“延安文学”作为特定的时空形态，取决于抗日战争民族革命的大背景和中国共产党集中居住地政治中心的延安等陕甘宁边区地域。这是一个经济文化相对独立封闭的贫瘠区域环境，又在不长的时间里聚合了来自全国各式各样的热血革命青年、理想的文艺青年与本土边区农民和武装起来的农民干部士兵。这些构成了延安文学基本的也是主体的文学场域和队伍阵营。一切文学史的叙述不能够脱离这个历史空间前提，史家和后来的评述者的宗旨是还原可能与不可能的时空元素，而非青睐有色眼镜的价值判断。 文学史叙事的目标，旨在“一个时期就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断面，这些规范、标准和惯例的被采用、传播、变化、综合以及消失是能够探索的”。⑥对历史空间“延安文学”的探索，必须规约在一九三六-一九四五年的时间里，需要贴近历史现场的重新认知。它既是一个时期乡村符号的规范体系，又是衍生放大的延安文艺中的延安文学，中国革命视野中的“延安文学”。 “延安文学”地域构形中陕北乡村空间独有宝塔山、延河、“鲁艺”的洋教堂、枣园、杨家岭的窑洞、群山环绕的南泥湾等地标，也有聚合人与事的大生产运动、春节秧歌群众艺术节、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延安整风运动和《讲话》、赵树理的通俗读物等文化景观。他们规范了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的延安地域文学，也建构了独特的政治思想文化文学体系。从时空的地域性来说，“延安文学”有几个核心的文化元素：(一)抗战中的延安特殊的生存条件：经济文化的贫瘠、资源的匮乏和黄土地的寒冷。(二)军事封锁下的延安，政治思想要求的高度统一。军事政治的最高统帅毛泽东完整思想体系的建立，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文艺思想决定了“延安文学”的方向和内容。(三)一大批都市青年满怀革命的理想，克服重重困难从各地到延安。延安一时间相当可观的知识文化人，与战争聚结的部队，以及本地的民众，构成了特殊的社会群体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