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告诉我们，历史书写中最难实现的往往就是真实地书写历史本身。笔者一直认为，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评价从来就不是一种学术史和艺术史的评价，而是思想史和革命史的评价。在这样一种政治逻辑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也就一直存在着一些不可证伪的前提，有着一些不可获知的历史真相，存在着与古代文学史写作不同的难度。因此，在既定的历史书写的长期积累中，按照历史真实和学术逻辑写作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教科书是极其困难的。严家炎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环境下，组织现当代文学领域一些学者，编撰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其意义和价值非同一般。可以断言，这是一部经典的文学史著作，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的构成上留下里程碑式的价值与影响，具有学术史意义的巨大贡献。也许，无论经过多少岁月的淘洗，人们在梳理这段久远而短暂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时.都不能不提到这部书。 严家炎的治学与为人在现代文学界是有口皆碑的，几乎每一部论著都能为当下学术研究提供一个相当持久而热烈的话题，甚至带来学术史的改写。例如，20世纪60年代关于《创业史》的评价，80年代与唐弢一起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体系的建构，随后对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的开创性的梳理和命名，90年代初通过对金庸小说的解读，确认了通俗文学在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的正宗地位等等。而难能可贵的是，通过多年的学术实践活动，他与前后几代学者一直坚守着“五四”新文化的方向和思想启蒙的立场，为现代文学界确立了一种冷静的学术评判尺度和高洁的学术品格，为“向后看”的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提供了一种智者的清醒和理性的前瞻。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研究和学者品格基础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就不言自明了。资料的新发现、思想的原创性、结构的完整性、结论的正确性等都是这部书的卓越之处，足以支撑其成为一部文学史写作的经典文本。同时，本书所展示的文学史观和方法论，也必将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走向成熟。 在一个被人反复探讨而学术积累丰厚的领域里，要使自己的研究成为经典性的成果是极其困难的，而经典的文学史著作一定是立于学术高端而具有示范性意义的杰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学术史意义不仅在其内容的丰富和形式的完整，更在于它通过实际考察和发掘，提出了许多对文学史的新的理解和文学史观的独家阐释，从而引起人们的讨论与反思——深刻的思想必然激发新的思想。 第一个引起人们关注和讨论的是现代文学史的边界问题。《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内容和史料上的一大贡献，是对于晚清文学新的“现代性”个案的发现，并且将其视为现代文学大步前移的标志，这就是严家炎关于“现代文学”起点的“三大发现”：1878年黄遵宪的《日本国志》、1890年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和1892年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严家炎的论据相当充分，认为从文学史评价的角度——“文学主张”、“对外交流”和“创作成就”来看，三部作品符合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三大标准”：“言文合一”、“世界文学”的、“标志性作品”①，从而将现代文学发生的时间提前了三十年，现代文学史的边界也由“五四”前夕推进到了晚清。 严家炎的文学史观是开放的、宽容的，他提出的“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问题，对于人们完整地理解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过程，发掘被掩埋和误读的文学史实具有开拓性、启示性意义。他关于现代文学史边界的“三大发现”在学术史上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建树，必然会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而一个观点能够引起强烈的反响和讨论本身，就说明这一思想已经进入文学史了。因此有学者把这种“以包容性的学术视野发掘新史料”的特点视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最重要的“创新性的呈现方式”：“编著者超越了党派、阶级、民族的界限，以毫无局限或偏见的包容性视野去搜求、洞察和发现尚未被发现或者已发现并未写进文学史的新史料，通过去伪存真地选择和整理，将其纳入文学史书写的框架结构，这既充实丰富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内涵又改变了以往对文学史格局所形成的一些习见。由于从新发掘的史料中钩沉出陈季同于1877年至1891年间出使欧洲以法文创作并发表的小说《黄衫客传奇》和剧本《英勇的爱》，并以此为佐证，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由1917年推进到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向前追溯了二十七年之多，这就大大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已有的学科格局。”② 我们在为严家炎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三大发现”表示敬重和关注的同时，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学术的边界与学科的边界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问题，这其中也涉及到如何确定文学史的划分标准和个案选择的问题。学术的边界是个性化的理解，学科的边界要有相对广泛的共识；学术的边界是不确定的，学科的边界是相对确定的。 “二十世纪文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提出后便成为了一个新的文学史概念，甚至成为一个新的文学史研究的学术前提，得到了人们的普遍共识。但是学术的创新与突破往往恰恰是从反思学术常识开始的。严家炎的著作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命名，表明他对于这一概念的坚守，而实际上他也把这一史观贯穿于整个文学史的写作之中。关键是我们如何认识这百年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时差与异质，也就是重新认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一概念的真实性和发展的整体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