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2)-04-0035-06 现在大学中文系中最通用的洪子诚版《中国当代文学史》，把刘心武的《钟鼓楼》定位为“寻根小说”，而其他文学史以及80年代及其后的各种关于《钟鼓楼》的文学评论中，从“寻根小说”角度去研究《钟鼓楼》的则极少。本文将通过梳理《钟鼓楼》及其研究资料，探究这一现象后面所潜隐的各种前因与后果。 有论者认为，“‘寻根小说’多是一种文学史上后在的追认。”①那么，对《钟鼓楼》作为“寻根小说”的定位也是一种后设性的追认吗？而这一追认似乎并未获得理想的效果。近年来，关于《钟鼓楼》的学术批评日少，它于学术视野中渐成一个被忽视的存在。在刘心武自身作品的脉络中，作为“伤痕文学”代表作的《班主任》显然有高得多的出镜率。而在“寻根小说”这个谱系里，人们更多提到的是汪曾祺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等作品。面对这种状况，我们不禁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曾盛极一时的《钟鼓楼》为何淡出了批评的视野，走向边缘？ 一 洪子诚版《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钟鼓楼》 在洪子诚所著《中国当代文学史》第二十一章中，刘心武的《钟鼓楼》被归入“寻根小说”进行讨论。 在“‘寻根’与小说艺术形态”一节里，洪子诚认为相对于贾平凹、李杭育、李锐等人，“对‘地域’因素的追求，在邓友梅、冯骥才、刘心武、陈建功那里有更自觉、持久的表现，他们都经历了从社会政治性取材，到写‘民俗风味小说’的转移”，并进而把刘心武的小说作为一个典型例证评述道：“刘心武的长篇《钟鼓楼》、《四牌楼》等，在北京城区普通市民的生活世相的刻画中，来表现社会变迁与文化变迁的关系。”[1]282可见洪子诚在此是把《钟鼓楼》作为注重“特定地域的民情风俗和人的日常生活”表现的“民俗风味小说”的典型来归入“寻根文学”的。在本章第三节“风俗乡土小说”中，洪子诚又进而提及80年代文学评论界惯常运用的“市井小说”、“都市小说”及“乡土小说”、“乡情小说”的概念，并指出当时刘心武的一些作品同邓友梅、陆文夫、冯骥才等人的作品，同被归入“市井”、“都市”项下。[1]284 洪子诚把“京味小说”作为注重特定地域因素的一个例证而提出，指出在寻根文学潮流中“地域因素在小说中的地位得到重视，并且出现了以地域作为尺度的描述方式(‘京味小说’、‘津门小说’、‘齐鲁文化小说’等)”。[1]284显然，“京味小说”在此是被确凿地归入了“寻根文学”潮流的。接着，洪子诚对于80年代“京味小说”有一大段描述，“在80年代，北京记忆的书写成为一个文学现象(上海记忆的书写，热潮主要出现在90年代以后)。‘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纠结在都市日常生活中(心理、行为方式、居所空间、习俗风物等)的独特表现，人对于城市、对于北京文化的体验，成为一批作家自觉关注的对象，并出现了‘京味文学’的概念。邓友梅、刘心武、陈建功，以及汪曾祺、苏叔阳等，在一段时间都致力于这方面的写作。”[1]284我们注意到，洪子诚在这里把刘心武与邓友梅、陈建功等人并列，是作为80年代注重北京记忆书写的“京味文学”的代表之一而列出。并且对上述这种“京味文学”式的寻根小说的特征作了概括：“由于普遍地存在一种历史激烈错动中对城市悠久文化标识和精神失落的忧虑，不少作品带有浓厚‘挽歌式’怀旧情调。北京地域方言(京白)，四合院的空间布局及其生活方式，对‘旧时’人物的兴趣，构成这个时期‘京味小说’的几个基本特征。”[1]284洪子诚在这儿归纳出了“京味小说”的三个基本特征。刘心武《钟鼓楼》显然是被认为符合这几个基本特征，而被纳入“京味文学”，进而被纳入“寻根小说”的谱系。 对于《钟鼓楼》的“寻根小说”身份的再讨论，可以分为两个递进层面上的问题：《钟鼓楼》是否属于“市井小说”、“京味小说”？“市井小说”、“京味小说”是否可划入“寻根文学”？ 90年代社会转型后洪子诚版《中国当代文学史》等一些“重写”的文学史，是历史变动影响到文学史重写的一个例证。程光炜曾提到文学史写作所依赖的“历史依据”问题，“虽然文学史家都相信自己的‘重写’是有扎实的‘历史依据’的，但是上述‘依据’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以及文学史研究者之间的某种分歧，是应该进入我们研究视野的一个‘问题’。”[2] 顺着这一思路下去，可以这样追问：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对于《钟鼓楼》的评价所凭依的“历史依据”从80年代中期的历史场域，到90年代重写文学史时，是不是发生了某种变化？不同的文学史写作者之间，及其与不同时期的文学批评家之间，就这一问题存在着怎样的分歧？ 论文所做的就是回到《钟鼓楼》发表与出版前后的历史场域中去，清理日后作为文学史写作的“历史依据”的种种文学评论的声音。重返文学现场，还原当时的历史语境，笔者试图找出当时关于《钟鼓楼》的众声喧哗的评论声音中，有哪一声道表现出了把其归入“寻根小说”的端倪，可资作为日后《钟鼓楼》的文学史定位的“历史依据”。 二《钟鼓楼》与“京味小说” 《钟鼓楼》最初发表于《当代》杂志1984年第5、6期。1985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刘心武在小说文稿结尾处的落款显示，《钟鼓楼》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七日开笔”，“一九八四年五月三十日竣稿”。 发表于《当代》杂志1985年第3期的《新的高度——长篇小说〈钟鼓楼〉座谈会纪要》，是对《钟鼓楼》比较及时的、又比较集中的一次研讨。据会议纪要，研讨会于1985年3月11日召开，《当代》杂志编辑部邀请北京部分文学评论工作者、作家和读者，包括陈骏涛、高行健、蔡葵、何志云、张志忠、潘仁山、孙舞臣、林大中、李兆忠、张聂尔等人，座谈研讨了刘心武的长篇小说《钟鼓楼》。会议主要从四个方面对《钟鼓楼》加以研讨。这四个方面分别是“对当代文明的宏观反思”、“生活画面的宏阔感和历史的纵深感”、“写出普通人的灵魂”和“艺术表现的新探索”。 其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会议纪要文末的一段话，“对于这部小说是否是‘京味’的，与会者也发表了不同意见。一部分同志认为，小市民文明在整个当代城市文明中仍占有最大比重，要写活北京城里的小市民，不可避免地要写出京味。这浓郁的京味的《清明上河图》式的风俗画，恰是《钟鼓楼》突出的艺术特色。有的同志则认为，《钟鼓楼》在语言上的确是京味的，但蕴含在作品中的哲理性，却不是京味的，把《钟鼓楼》列入京味小说的范畴是不必要的。”[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