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行进到先锋小说，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当代小说也从此找到新的突破口，开始实践伟大的变革。先锋小说不再面对一个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发言，它遁入形式的迷津，在语言和叙事的无边界的空间里纵横捭阖，在逃脱历史重负的同时，也开创了全新的审美经验，并使得中国叙事文学达到难得的高度。这对于习惯现实主义美学规范的当代人来说，既是一种诱惑，也是一分挑战。在整个当代文学的脉络当中考察先锋小说，当然可以看到它发生的必然逻辑和动势，但先锋小说的先锋性依然让人们望而却步。从一个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先锋必然意味着孤独、寂寞，没人理解。这也无可厚非。然而，有必要思考先锋文学的不被接受之深层原因。小说的哲学化是其中的“罪魁祸首”。先锋小说显得高深莫测，暗藏玄机，哲理借助奇妙和夸张的叙事迷宫得以展现。在先锋小说这里，哲理已经不是评论家从小说中提炼升华之物，它就是作家创作的主动追求。这确实给予先锋文学以别样的质地，它显得那么高深，那么深刻，那么直抵生存的尖锐障碍，有着难以言喻的对生活的深刻认识、对存在的深入探查、对人性的透彻开掘。正是哲理化的表达使得先锋文学迥异于此前小说，如彗星般闪耀于当代小说的太空。当然，放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时代氛围来看，先锋文学追求哲理的深沉自有其因，它一则体现了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焦虑，二则体现了新一代作家反叛上一代上几代作家的真实渴求——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先锋一代作家在共和国文学中，一直难以找到如其前辈那样的主体意识和主人翁感。然而，小说是为小说，哲学是为哲学，用小说去传达哲学意蕴庶几可行，将小说视为哲学来写作就是有待商榷的。本文意欲通过对余华《难逃劫数》的解读，指出先锋文学的“小说的哲学化”的得与失，并进而对先锋文学的命运给以必要的反思。 可哀悼性的丧失：悲剧的平常化 《难逃劫数》无疑是一部令人震惊的恐怖之作，按照现实主义的审美规范来看，它里面一个一个悲剧几乎是人难以承受的、不可化解的、永世伤痛的。东山那惨不忍睹的被毁容的脸，露珠那如同一条狗一样被活活打死的惨烈，广佛的执刑，彩蝶的跳楼自杀，森林和沙子的被捕，森林妻子吃老鼠药的苦相……余华在这里剔除了悲剧的戏剧性的开端发展高潮的线性过程，直接展示悲剧的成形，内在聚焦的叙述视点根本不去考究行为的合理性，人物仅仅是机械般地做事，做一系列的事情，好像没有情感，也没有逻辑；好像不是人，而是一个个物。因而，充满着血腥杀戮和残酷行为的小说内容，并不让人感觉悲剧的可怖。读者在近距离逼视这些残酷叙事的同时，又可以感觉自己是远离这些小说人物的，并因此而保持绝对的冷漠和寡情。既然情感在余华这里是没有用处的，或者说不发挥作用，那么悲剧也就不成其为悲剧，一切本来应该哀悼的事物，就此改换了容颜，成了如同每天司空见惯的平常小事一样的可以漠视之物。无疑，相对于现实主义的审美规范而言，这是全新的审美规范，如果它的确可以称为审美的话。我们可以在卡夫卡等的作品中见识到同样的冷漠淡然。《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某天早上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资产阶级家庭的内部伦理就此崩塌：没有人敢于正视、善待成为甲虫的格里高尔。然而，悲剧的气氛在格里高尔家人的恐惧之中却一晃而过，很快消失，格里高尔的结局只能是在家人的淡漠寡情之中黯然死去。世界如此荒诞，它也就无法理解，它的一切也就无可悲不可悲可言。在一个总体荒诞的情境里，那些少有的真实的悲剧也是会被消解掉的。这是《难逃劫数》寻求哲理化的第一点显现：它诉诸于可哀悼性的丧失。这是一种纯抽象的哲学思路，它有着超越于中国现实的哲思倾向。一个显在的事实是：小说的背景模糊，看不出有任何现实的影子。你可以说它发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期。张清华曾称道于余华小说中的“文学的减法”，而“文学的减法”减到极致，实际上就是一种哲学化的思考。在余华这里，哲学化思考的初衷也许并不强烈，余华一直强调“虚构的人生”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它高于自己的现实生活，这种有点老套的说辞，却可以看做余华重视幻想的说明。而幻想的极致又不可不说是一种绝对的抽象。在我看来，正像沈从文中年之后发现“抽象的抒情”一样，余华很早就有了哲学化思考问题的倾向。其小说的哲学化意味因此甚浓。事实上，如果把《难逃劫数》看成是一篇植入作者哲学思考的小说，或者更直接地将之视为小说的哲学化，也许该小说才能够得到更为合理的解读。 情感的淡漠化在小说中有明显的表现，正是情感的淡漠造就了悲剧感的消隐。东山与露珠的婚姻的起因竟是一条红色内裤，绝非惯常的男女之相知相重： 在一个像口腔一样敞开的窗口，东山看到了一条肥大的内裤。内裤由一根纤细的竹竿挑出，在风雨里飘扬着百年风骚。展现在东山视野中的这条内裤，有着龙飞凤舞的线条和深入浅出的红色。于是在那一刻里，东山横扫了以往依附在他身上的萎靡不振，他的脸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汹涌激情。(余华《世事如烟》) 在东山眼里，露珠那肥大的身体竟然是最好的盛放自己欲望的容器。要知道，东山可是一个有名的俊男，而露珠则是无人问津的丑女。如果说“像一只跳蚤一样惊慌失措”的露珠对东山的“爱”的冲动和激动多少还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东山的纯粹起因于性幻想的欲望也就真切确实、掷地有声。情感的缺失，在这里是关键的。如果说男女之情是天地之间最为伟大的感情的话，那么东山与露珠之间的交往不过证明了人之感情的淡漠有多严重，或者感情可以有多么虚假。而可叹的是，在如此情感淡漠的基础上，却还是一样地进行男女之爱——这神圣的天地之情。这也许一语道破了现世的情爱内质，但这样的情爱既无法令人感动，也无所谓令人震痛，它过于直接的被揭示毕竟与现世强悍的情爱逻辑和惯性有太多隔膜，它是那么抽象，抽象到令人费解。东山与露珠在走入这场难以理喻的婚姻之时，智力双双降低为零。我们无法将二者的行为用惯常逻辑串联和组织，这导致了我们与之的“脱离”——他们与我们是无关的。在东山的理解里，他从来没有将露珠视为一个活的存在。这个以“不屈的形象”出现在露珠窗口的青年，只是一个欲望的化身而已。因为欲望的渗透，他的智商就降为最低值。而一个智商为最低值的人，他还有什么可以诉说，他不过是一个行走着的欲望实体，他的宿命就是欲望的宿命。因此，悲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将要发生，从一开始，悲剧也就没有了其存在的命定意义。因为欲望的完全充实和情感的绝对淡漠，这个悲剧注定是无人问津的。从智商的低值和情感的淡漠来看露珠的死亡，也不会产生不舒适之感。露珠在阴暗的变态心理——要用毁坏丈夫容颜的方式去长久保持丈夫——驱使下毕竟做出了让人无法理喻的残忍之事，这就使得我们不会将她看做正常人。不管其潜在的诉求(留住丈夫)有多合理。露珠的所有举动已然脱离常人的“常识”，成了一个东山的极端对立物，她的疯狂和恐怖不亚于东山。这样两个疯子之间的互相折磨，还有什么可以让人伤心的。归根结底，余华在这里展示的只是两个赤裸裸按照自我欲望行事的人而已，他们也许不经意间走入了非人，也许一不小心泄露了人类最隐秘的真实，然而，在一个常识构筑的世界体系里，这些举止却是先在地将他们自身置入“不可理喻”的行列，因此，也就不参与常识世界的逻辑。在小说自成一体的世界里，那是一个极致而没有常人情感的世界，可哀悼性的丧失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