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2)-04-0075-09 一 “路遥现象”与文学史评价系统之间的矛盾 对于80年代文学特别是小说来说，也许没有哪部小说比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更能吸引今天的广大读者的了，①这从这部小说一版再版并被不断盗版的现象就可以得到证明。但这部小说在文学史乃至小说史上的地位与其阅读上的经久不衰和持续的阅读魅力似乎并不成正比，相反，文学史家倒是常常一笔带过甚至避而不谈乃至有意无意地忽略之，而实际上研究者或批评家们却一直兴趣不曾或减。② 当然，阅读者数众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文学史上被热读或追捧的作品并不一定就能在艺术上经得住考验，这一“共识”显然已为人们所默认，但问题是，在中国近现代的语境中，很少有哪部作品能像《平凡的世界》那样能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群中激起人们持续的阅读兴趣。对于这一现象，显然是文学史或接受史的简单阐述所不能说明清楚的。有些文本，比如罗广斌杨益言的长篇小说《红岩》，其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大盛其时，但在今天的阅读者回应者却寥寥；有些文本如鲁迅的小说散文，虽堪称经典，但如果没有入选教科书，想必有心阅读的也不会太多。而且，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平凡的世界》其实是一部带有80年代鲜明的时代痕迹之作，这部小说显然不能摆脱当时伤痕反思叙述乃至改革知青写作的影响，其对历史特别是“文革”痛史，也常常是念兹在兹不能忘怀；但相比那些80年代风云一时转瞬即被人们遗忘的时代“畅销”之作，《平凡的世界》却能不为特定时代的痕迹所约束，即使今天仍被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年读者不断地一读再读，凡此种种，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了。 二 身处潮流之中与远离潮流之外：对待历史的矛盾态度 在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中，“史诗性”一直被认为是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最为崇高的追求之一，按照洪子诚的说法，“这种创作追求，来源于当代小说家那种充当‘社会历史家’，再现社会事变的整体过程，把握‘时代精神’的欲望。”[1]108比较而言，这一追求在8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则表现得不太明显，也许《平凡的世界》要算是其中最有“史诗性”追求的作品之一了。相比同为陕西籍的前辈作家柳青，路遥显然也有他自己的宏大抱负，这从他以三部曲的恢弘形式来描绘近十年中国社会城乡间发生的巨变这一宏愿③就可以看出。但问题是，形式上的恢弘巨制并不必然就能产生恢弘的史诗。柳青的《创业史》虽然主要写出了第一部，但就是这一部形式上不太“恢弘”之作却足以堪称为鸿篇巨制的史诗。柯云路的《新星》三部曲较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显然有过之而无不及，三部“巨制”洋洋洒洒2400页左右，但其并不是史诗巨制，同样，《平凡的世界》也很难说得上是。 对于史诗作品而言，除了“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1]108外，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可能就是如洪子诚所说的对“时代精神”的把握了，而这一点，恰恰是路遥的小说所不太具备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脱离了时代和历史，也并不意味着不具备“史诗性”故而小说就没有魅力或成就，而是说路遥在写历史和时代的时候并不是从把握“时代精神”的角度去着手的，因此，他写出的历史和现实就多多少少显得有点同“史诗性”写作下的时代和现实不相符了。有研究者早已注意到《平凡的世界》中史和诗的结合：“纵向的史的骨架与横面的诗的情致的融合，对社会历史走向的宏观把握与对人物命运、心灵的微观透视的融合。”[2]但就像王一川用“中国晚熟现实主义的三元融合”——即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融合——来指称《平凡的世界》中所呈现出的现实主义在80年代的新变一样，④两种观点显然有它们的深刻道理，但仍不免是在现实主义的框架内谈论路遥的这部小说，故而有意无意贬低了小说中浪漫主义乃至现代主义的内涵及其意义。而实际上，如果从超越现实主义的角度去解读小说的话，倒能发现许多向来被遮蔽的问题。 路遥显然是有意要从诗与史相结合的角度来构思小说的，⑤但这并不像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是“作品陷入史料的堆砌而缺少诗意的提炼和升华”，[3]恰恰相反，是作者对诗意的追求而使得“历史”显得“似是而非”。作者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相近的观点：“生活在大地上这亿万平凡而伟大的人们，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决定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和未来走向。那种在他们身上专意寻找垢痂的眼光是一种浅薄的眼光……在我的作品中，可能有批判，有暴露，有痛惜，但绝对不能没有致敬。”⑥从这种表述中不难看出，作者对当时文坛上伤痕反思乃至改革文学的创作潮流是不太满意的，而实际的情况也确实如此，虽然作者早年写过像《惊心动魄的一幕》等那样的伤痕小说，但像《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些后期的作品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置于伤痕反思之中谈论的，甚至也不是改革文学所能涵盖的。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小说对待历史和现实的不同态度上。如果说伤痕反思叙述是通过对特定历史(“文革”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左倾”历史)的否定而达到肯定现实秩序的话，历史显然是作为现实的“他者”出现的，在这里，主流意识形态预设或意图(批判“文革”)决定了历史叙述的简化乃至僵化。这一二元对立模式在稍后(或几乎同时)出现的改革叙述，乃至知青文学中仍普遍存在。对于改革文学而言，变革现实的合法性往往同样也要从“文革”之乱中去寻找，其结果是现实(现状)和历史往往被改革的美好未来承诺所否定。但对《平凡的世界》来说，情况则明显不同了。在这里，历史既被凸显又被淡化，而现实在被彰显的同时也被极大的遮蔽。这看似矛盾，其实不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