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早期的语文教育家中同时兼具作家身份的有叶圣陶、夏丏尊、孙俍工等人。他们一边从事国文教材的编纂和国文课程的教学，一边从事新文学创作。但是与前两位相比，人们对孙俍工的关注和研究则要少得多，这与他在新文学的教育普及与创作实践方面所作的努力是不相称的。上海的《世纪》杂志在2000年第三期上有一篇署名胡光曙的文章《毛泽东与一个“被遗忘”的作家》，这个作家就是孙俍工。近年来为数不多的介绍和记载孙俍工的文字几乎都是存在于“毛泽东轶事”中。不仅如此，有些介绍性生文字甚至还不够准确。例如，说孙俍工在五四时期编的《小说作法讲义》曾经受到了鲁迅的“关注”甚至是褒奖，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而是恰恰相反。鲁迅至少在两篇文章中对孙俍工编的《小说作法讲义》提出过批评，反对当时的小说创作中对所谓“小说作法”的迷信。一篇是《答北斗杂志社问：创作要怎样才会好？》，另外一篇则是《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第一篇文章是当时的左联刊物《北斗》杂志以“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为题，向当时的许多著名作家包括鲁迅征询意见，而这篇“答问”就是鲁迅所作的答复。文中对迷信“小说作法”提出了批评：“来信的问题，是要请美国作家和中国上海的教授们做的，他们满肚子是‘小说法程’和‘小说作法’。我虽然做过二十来篇短篇小说，但一向没有‘宿见’，正如我虽然会说中国话，却不会写‘中国语法入门’一样”①。在第二篇类似的文章《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鲁迅继续批评“小说作法”：“……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②。 如果我们“对号入座”地说鲁迅就是在批评孙俍工的“作法讲义”也没有问题，因为孙俍工当时应陈望道的邀请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确实是一名“上海教授”，另外对于鲁迅的那篇“答《北斗》杂志问”，《鲁迅全集》在注释中点了孙俍工的名：“关于小说创作法方面的书，当时出版很多，如美国人哈米顿著、华林一译的《小说法程》，孙俍工编的《小说作法讲义》等”③。但是联系鲁迅文章的上下文和写作背景等因素，我们觉得如果说鲁迅在“专门”批评孙俍工又有些牵强，只能算是“顺便”批评，是对当时过于迷恋“小说作法”的一个提醒。因为鲁迅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本身也是谈小说“作法”的文章，而且这篇文章最早收入“左联”1933年编辑出版的《创作的经验》一书中，而这本书正是一本现代小说创作“经验谈”，在书中谈“经验”的是郁达夫、茅盾、施蛰存等各种风格流派的著名作家。可见当时关注小说“作法”的并不止孙俍工一个人。另外，鲁迅在他上述的两篇文章中也“提供”了多条“振兴小说创作”的“作法”，其内容既包括具体细致的语言文字问题，也包括如何塑造人物和使用小说素材：“一，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二，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三，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四，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决不将Sketch材料拉成小说。五，看外国的短篇小说，几乎全是东欧及北欧作品，也看日本作品。六，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七，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八，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④。 其实，鲁迅的批评主要也是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些做得很差的“小说作法”而提出来的。茅盾就曾经指出：“鲁迅屡次说，他不相信‘小说作法’这一类书籍。他说这样的话，并不是否认了写作小说应有法则，而只是反对那些穿凿造作、卖弄技巧，而实际是叫人钻牛角尖的所谓‘作法’，‘法程’，一类的庸俗的书籍。他的答问，明明告诉我们：写作要好，必须谨守若干法则”⑤。 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有人“放大”鲁迅对“小说作法”的批评，甚至将其夸大成一个“杰出理论贡献”，完全否定了小说创作方法，甚至提出：“(一)做得再好的‘小说作法’对于小说写作来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片面性；(二)‘小说作法’体现不出小说最基本的艺术特征，因此谁也不能‘如法’制做出小说作品。(三)从‘小说作法’学习小说写作是不符合认识规律的”⑥。这篇发表于近30年前的文章没有辩证地看待问题，而且文章的论点和结论既没有任何材料的支撑，也过于“斩钉截铁”，是立不住脚的。 回望新文学近百年的发展历程，20世纪80年代初和“五四”时期在引进和接受西方新鲜的文学经验方面恰恰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当时的情况都是封闭已久的国门开始敞开，各种域外的文学思潮和创作技巧蜂拥而入，让人有些应接不暇，也给文学创作带来了两次重大转折：一次是由传统转向现代，一次则是由现代转向了后现代。另外当代作家其实也很注重小说创作经验和新鲜的技巧，例如高行健1981年出版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就是当时比较出名的一本“小说作法”，它从创作方法上将中国小说与西方现代小说进行比较的同时，从叙事语言到情节结构等方面全面介绍西方的“现代小说”，对当时的作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与震动，冯骥才看完这本“小说作法”之后说：“我像喝了一大杯味醇的通化葡萄酒那样，刚刚读完高行健的小册子《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目前‘现代小说’这块园地还很少有人涉足的情况下，好像在空旷寂寞天空，忽然放上去一只漂漂亮亮的风筝，多么叫人高兴！”⑦ 由此可见，小说创作在受到这些新鲜的小说写作技巧的启发之后往往能够焕然一新，甚至能够引领文学创作的潮流，开文学风气之先。例如李劼在他的《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历史备忘》中就曾经这样评价高行健对西方小说技巧的介绍：“然后是八十年代初，高行健发表《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在北京文学界所引起的轰动。……王蒙读了高行健此书，盛赞道，妙极了。王蒙当时的意识流写作，显然受到高行健此书的影响。……但中国小说走向现代派，应该说是高行健此书和王蒙在意识流写作上的实验，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将中国当代文学从死气沉沉的为人生的文学，写真实的文学，干预生活的文学，什么什么的文学当中，解救了出来，从而标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时尚”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