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4799(2012)04-0068-06 如果置身于更加广阔的历史时空背景之下，我们就会发现，一切创造无非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甚嚣一时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本土传统文化的“断裂说”，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亦可视为改革开放政治话语在文学、文化领域的延伸。在求新求变的时代语境之中，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过程亦被塑造成为与本土传统文化完全断裂的、从西方移植而来的“飞来峰”。而我们认为，真正使中国现代文学具备现代性品格的，与其说是从文言向白话的“语言的转向”，还不如说是由白话语文所体现的平民的自由言说精神；与其说是从传统向现代的飞跃或者线性发展①，还不如说是本土中国人在既有传统下向现代的“创造性转换”；与其说是殖民话语霸权下的被迫反应，还不如说是创造主体的“有意”选择[1]35。本文探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素有“奇才”、“僻才”之称的废名的小说“传统”，力求彰显其小说创作在主题选择、审美趋向、价值判断等方面的“传统”来源，再现其别出机杼创造现代文学的个人传统的主体性努力过程与艺术成就，辨证其魅力独著的个人传统对于同代作家及后世文学的影响与得失。 一、主题选择：寻找故乡与表现黄梅 寻找和表现故乡，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核心主题。“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逢人渐觉乡音异，却恨莺声似故山”，“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等思乡怀远之作[2]27，中国人无不耳熟能详。闻一多甚至将《庄子》也视为游子思乡之作，认为“庄子的情可难说了，只有超人才载得住他那种神圣的客愁。所以庄子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3]282。废名寻找故乡与表现黄梅的小说，在主题选择上与中国传统文学一脉相承。 废名小说创作历经了三个发展阶段：早期作品包括《讲究的信封》、《少年阮仁的失踪》、《追悼会》等，现实性比较强烈，较少诗意化的抒情气息；中期作品包括《浣衣母》、《竹林的故事》、《河上柳》、《菱荡》、《枣》、《桥》等，“不仅反映乡村风景、风俗之美、人情之美，而且更透露出一种独有的人生态度和体悟生命的方式。在这里，废名早先对乡村小人物不幸的同情，已让位于对人间‘真’与‘梦’的编织”[4]315，此种乡土田园的诗意焕发之作，最为文学史家所津津乐道推崇备至，从而成为废名小说在接受史视域中的突出色调；后期作品包括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传》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在小说的诗化呈现之中，加入荒诞和讽刺的成分，“由于现实的实际影响，他的审美情趣从探求人性的抽象存在又稍稍向社会人生偏斜”[4]315，小说“记录了战时的社会风尚，和老百姓的生活有关，也和老百姓的情绪有关，字里行间，时时流露出作家的感喟与讽刺，隽永深刻，值得回味”[5]。但这种创作转型也为一部分喜爱他的读者所诟病，甚至如他的追随者沈从文也曾批评《莫须有先生传》说：“情趣朦胧，呈露灰色，一种对作品人格烘托渲染的方法，讽刺与诙谐的文字奢侈僻异化，缺少凝目正视严肃的选择，有作者衰老厌世意识”[6]297，“把文字发展到不庄重的放肆情形下，是完全失败了的一个创作”[6]294。 贯穿废名小说创作三阶段始终的，是其主题选择上对于故乡的执著寻找和持续表现。无论是《病人》、《去乡》、《枣》的怀乡怀人，还是《初恋》、《鹧鸪》、《柚子》描写初恋的失落，《阿妹》、《桃园》抒发生命消逝的哀愁，《浪子的笔记》、《小五放牛》的怜悯人生，《浣衣母》、《河上柳》叙述人世的坎坷等，都以作者的故乡——湖北黄梅为背景。即使是长篇代表作《桥》，这部被文学史家界定为构造了一个世外桃源或一个“仙境”、一个乌托邦式的东方理想国的文本[7]238，也源于故乡生活。县城里小林天真的乡塾生活，小林与史家庄琴子两小无猜的童年岁月，长大以后小林返乡与未婚妻琴子和堂妹细竹三人之间的微妙感情关系，无不构成一幅宁静和谐波澜不兴的化外牧歌图景，而小说也并非刻意回避苦难困厄，如史家奶奶和长工三哑叔都有历经沧桑的不幸人生，但在废名的笔下，这些人物无一不是自尊自重之人，他们返璞归真的人格性情和自然适意的生活形态，与村庄中无处不在的茂林修竹、水井蓝天等天人合一，物理与人情达到完美的统一和谐。所以，朱光潜称赞废名的《桥》“撇开浮面动作的平铺直叙而着重内心生活的揭露”，“偏重人物对于自然景物的反应”，“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8]。钱理群等人也认为：“这种对人生丑陋一面的有意规避，正反映了作者对人间纯美的向往，于乱世中有意采取执拗的童心视点。从人生困窘到乐天知命，所谓冲淡为衣，悲哀其内，已经不是纯粹的童心，却很容易与主张虚静的任机随缘的禅宗观念合拍，更何况废名是真正读经参禅打坐的。”[4]316废名的小说背景，正是典型的湖北黄梅风景，那些已为读者所广为熟悉，宛若废名小说经典意象的小溪河、破庙、竹林、桃园、佛塔等，绝不会被误读为江浙小镇或者北方乡村，已经成为废名乡土小说的专用“符号”。到《莫须有先生传》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创作阶段，废名小说的艺术风格由诗化一变而为散文化，以微愠的幽默和善意的讽喻状写故乡世俗的百态人生，不少地方甚至采取“实录”方法，书写故乡人事的原生状貌；叙述语言愈为奇僻生辣，行文转成繁琐绵密。先前那个藏身“竹林”、“桃园”之外远距离书写故乡人事的作者，踱步出来直接参与到战争时代故乡人民的生活之中，审美情趣从探求人性的抽象向描摹社会人生倾斜，其中有直抒胸臆的议论，有记录思想和情感变化的意识流过程，小说在文体结构上变得复杂起来，但他确已“从语言和哲学之乡站在了现实之乡——他的故乡黄梅的土地上了”[9]。小说主人公莫须有先生显然是作家自己与中国式的堂·吉诃德的人物形象的混合，他以隐逸的姿态，将知识分子在战争年代中内心积聚的浓郁的忧郁，凝注于对乡下人事的同情了解、对禅化世俗生活的积极认同。由此，废名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写作别开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