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2)04-0069-13 苏曼殊(1884-1918)于清末民初文坛之标志意义，在一波又一波“曼殊热”中渐次显现。柳无忌尝云：“曼殊已是过去的人物了，在他诗文中我们找到清末文人最完美的表现。”①1930年代，更有论者将其与袁中郎、龚定庵相提并论，称之为左右近世中国文坛风气之“三大幽灵”②。不过苏曼殊研究仅集中于文学界，史学领域则鲜有问津者。学科用功与旨趣各有所重，难免留下边缘地带和盲点盲区。就选题而言，苏曼殊与新文化派尚属新课题，亦颇具发散研究之空间，本文即此课题之前期成果③。以往虽有涉及苏曼殊与鲁迅、陈独秀之文字，但多限于叙述个人交谊④。鉴此，笔者基本考量如次：其一，将苏曼殊和新文化派作为群体来考察，以使此前易于忽略之诸多历史因素、线索、场景及其意义，凸显于研究视野，从而得出不同以往之历史认知。此群体因人脉网络之交织，及思想分合互动而客观存在。基于此，本文将新文化运动前之此群体，称为“早期新文化派”(胡适1917年始归国，不包括在内)。对此详加考察，无论是对苏曼殊研究，还是对新文化派研究，或能有所深化与细化。其二，从较长时段审视新文化运动之潜因及流变，有助于揭示清末民初思想文化、社会思潮演进之理路。研究新文化运动而局限于《新青年》时期，固然易致皮相之解；而以“器物—制度—文化”模式，解说近代中国变革逐层而进，对此研究又不免粗疏空阔。新文化真正“运动”起来，诚在1919年前后，然其人员之集结与思想之建构，实始于清末。论者常谓新文化运动揭橥“科学”与“理性”大旗，多少忽略非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乃推动运动涌向历史前台之强大引擎⑤。其三，以苏曼殊与新文化派为视角，探讨浪漫主义与理性主义之变奏。南社本为晚清浪漫主义思潮之渊薮，苏曼殊复被视为浪漫主义之代表，而新文化派被视同“科学”与“理性”之代言人(未必恰当)，以此探讨浪漫与理性此消彼长之有机变动，无疑更具典型意义。 对苏曼殊思想学术影响深而巨者，莫过章太炎。1921年周作人即言：“据我所知，苏君的艺术的进步，实由于太炎先生的影响，那时出入于新小川町的《民报》社的人们，大抵是知道的。”⑥若论结交早、持续久且交往密，则莫过陈独秀。1926年9月6日，陈独秀语柳亚子曰：“我和曼殊认识很早，就是在上海国民日日报馆同事的时候。”⑦后人多引此为据，然其印象实误。1902年9月，陈独秀入东京成城学校习陆军⑧。次年春，苏曼殊由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转入该校，旋参加“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4月陈独秀返国，积极投入拒俄运动，苏曼殊则于9月赴上海。早在1902年冬，部分留日学生即组织初具反满性质之“青年会”，冯自由《革命逸史》附该会成立之合影，凡25人，其中就有苏子谷和陈由己(陈独秀)⑨。若说此时仍未相识，未免匪夷所思。1903年夏《苏报》被封，陈独秀协助章士钊另办《国民日日报》，人称“《苏报》第二”。旧历八月，曼殊由苏州公学转赴沪上，任该报翻译，自此与陈成知交。12月1日该报停刊，二人仍留沪同住，翻译整理《惨社会》。 《惨社会》系半译半作之小说，1903年10月8日至12月1日，《国民日日报》陆续刊载前11回，因报馆被封中止。次年上海镜今书局出版单行本，易名《惨世界》。第1至第7回前半部，第13回后半部和14回，取材于雨果《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第1部第2卷《沉沦》。第7回后半部至第13回前半部则为创作。改编内容仅三分之一，创作则占三分之二。至其译作者，至今仍有争议。前述陈独秀谈话称：“《惨世界》是曼殊译的，取材于嚣俄的《哀史》(即Les Misérables)，而加以穿插，我曾经润饰过一下。曼殊此书的译笔，乱添乱造，对原著者很不忠实，而我的润饰，更是妈[马]虎到一塌糊涂。”⑩有研究者对此重新考证，其结论依然是：陈只有“润饰”之功，并非该书之“同译”者(11)。另有研究者则主张将“著作权还给陈独秀”(12)。柳亚子经过校勘，断定曼殊原稿“只到十一回的上半回为止，而十一回的下半回，以及十二回至十四回，都是仲甫所续成的”(13)。众说纷纭之间，章士钊之说更值得重视。《惨社会》译作期间，其与陈、苏朝夕相处，亦同为挚友。恰在陈独秀谈话之同年，章氏刊文指出，陈“时与香山苏子谷共译嚣俄小说，极写人类困顿流离诸状，颜曰《惨社会》，所怀政想，尽与此同”(14)。1914年作小说《双秤记》，纪实性质极强，叙及与陈独秀、苏曼殊、何梅士于沪上相聚共事，有“独秀就旁案迻译嚣俄小说”句(15)。嗣后复撰文追述，湖南时务学堂头班生朱菱溪，为人卤莽灭裂，要挟同学，其时返沪组织民权社，经营出版事业，“迷于狎邪，所事不终”。“陈独秀在《惨社会》小说中露骨攻之，菱溪大怒，必狙击独秀然后快。时独秀与吾同住，经调停始无事。”(16)笔者索阅发现，《惨世界》第8回果有所述情节(17)。此表明柳亚子之“校勘”，亦有可议处。1904年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连载自作小说《黑天国》，与《惨社会》之连贯性至为明显。《惨社会》与《黑天国》篇目俨然相对，均属章回体，采倒叙手法，而以白话写作，故事场景为国外，人物形象与思想风格亦隐显呼应。可见，陈独秀并不限于“润饰”，然以“所谓‘苏子谷译’可能只是个名义，而实际上是陈独秀在越俎代庖”(18)，亦言过其实。曼殊或偏于故事情节之编译，独秀或偏于“政想”之抒发，然二人思想、艺术之交融贯穿始终，已难分彼此。《惨社会》通篇充斥无政府主义言论，足证两人先于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很早即受无政府主义之深刻影响(19)。或可谓小说主人公男德，乃近代中国文学作品中，最早之无政府主义者形象。男德尝曰：“照我看来，为人在世，总要常时问着良心就是了。不要去理会什么上帝，什么天地，什么神佛，什么礼义，什么道德，什么名誉，什么圣人，什么古训。”“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支那贱种奉作金科玉律。”至改造社会之途径，男德提出：“我想是非用狠辣的手段，破坏了这腐败的旧世界，另造一种公道的新世界，是难救这场大劫了。”(20)章士钊称“所怀政想，尽与此同”，盖为知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