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014(2012)04-0090-05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重庆诗坛，有一位诗风独特、影响甚著的本地方言诗人——沙鸥。当时他不论是编辑诗歌刊物，还是发表诗作出版诗集，都在诗坛上显得相当活跃。以其诗作成集情况而言，他共有个人诗集5部问世，除《百丑图》是杂有方言性的讽刺诗集外，其余4部全部是纯粹的四川方言诗集①。——这在新诗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诗人执著于家乡四川方言的诗歌创作，贯穿了整个40年代。本文以他3本四川方言诗集为主，尝试分析沙鸥是如何通过抓住四川方言入诗来寻找自己作诗的特色与声音的。站在整个现代方言入诗的流变潮流中，审视沙鸥自足性地把握与呈现方言诗这一事件，我们又如何评估他抒情的方式、手法，诗人的创作目的与原则，以及这一潮流的意义。 40年代的农家青年沙鸥，在家境贫寒以及旧学与新学都无多少家学的背景下，能迅速走上诗坛并以方言诗引起轰动、称著一时，这一过程本身并不容易。总体来看，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起了关键作用。首先，一个人的出生背景与成长经历，往往影响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与价值取向。从沙鸥的大致经历来看，这一点首当其冲。沙鸥原名王世达(沙鸥之名系1940年发表诗作时所用笔名，来自杜甫律诗《旅夜书怀》诗句“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后主要以此笔名存世。为论述方便，下文统称沙鸥)，1922年4月出生于重庆巴县蹇家桥一户穷苦家庭。父亲为当地一中医，不幸六岁丧父，哥哥王世均长兄作父，在生活、读书、工作等方面对沙鸥帮助甚大，特别在沙鸥因受一爱好诗歌、文艺的同学引领与激励下学会涂抹并发表第一首诗以后，王世均赞赏有加，不仅继续在经济上慷慨相助，而且带他走进了他在重庆小有名气与作为资源的编辑、作家等朋友圈子，为沙鸥走上诗坛做了较好的客观铺垫。 其次，时为青年小伙子的沙鸥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也有鲜明突出的特征。他在高中读书时便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从死读书的小屋中卷了出来”，“诗歌成了武器”，即积极投身政治运动，或编墙报、写宣传诗、上街游行、参加当时带有“反抗性”的文艺界活动；或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接受党组织指派的农村调查工作等等，并以当时高中生的身份，在16岁时加入了共产党。正因如此，他所具有的思想上的苦闷与愤激、对时局的牢骚与指责都甚于同龄人，办诗歌刊物结社与文朋诗友的胆量与热情也甚于同龄人。巧合的是，沙鸥开始把从笔尖流贯出的新诗作为投枪射向国民党反动政府时，这一姿态与立场也恰好和素有党的喉舌之称的《新华日报》合拍。沙鸥的四川方言诗，最初几乎全在重庆《新华日报》副刊上以“失名”的笔名发表。这一类诗大多在主题、立意上尖锐揭露国统区农村的黑暗与残败。当时《新华日报》副刊编辑们十分重视具有这一价值立场的诗作与诗人，如刘白羽、何其芳自延安带着宣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目的来重庆后，敏锐地像伯乐一样培植了四川方言诗这一株幼苗。编辑们与沙鸥建立了密切而互信的编读关系，如及时而又大量的通信、发稿等等。以国统区农村为对象、题材的四川方言诗，正是因特殊的题材、主题与语言，与党的宣传方面的意识形态背景一拍即合，导致了四川方言诗被迅速推上强势传媒渠道，轻松地走出四川而面向全国辐射开去。 更重要的是，沙鸥选择四川方言诗为自己的创作新路标，与他在起步后经过长期的徘徊而勇于自我突围相关。这方面的经历可以形象地概括为从“艾味”到“川味”。“艾味”指的是“艾青味”，“川味”指的是“四川方言味”；换言之，即由模仿艾青“转型”到用四川农民的语言(方言)来写农民的苦难生活，并获得成功。沙鸥最先写诗从模仿起步，对艾青的作品达到爱不释手的地步，艾青诗的语言、想象、感情基调、自由诗体形式都潜移默化地吸引、影响了他。“他成了‘艾青迷’，常常朗诵艾青的一些名句，以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情。他早期发表的诗，也带有‘艾味’。”[1]这里举一首诗为证，如艾青有一首诗叫《愿春天早点来》(1944年艾青还在桂林出版《愿春天早点来》的诗集)，沙鸥也有一首效仿之作，不说抒情方式、语言表达等方面，就是连标题都几乎一样②。但模仿艾青并不容易，只能在表面词句上往返，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超越。诗人自己感觉到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特色”，没有“自己的个性”[2]91。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写什么，怎样写，不来一个突围显然深入不下去，但又向何处突围，突破口在哪里呢？这些相互牵连的问题因没有及时、有力地得到解决而极大地困扰着青年诗人沙鸥。后来机会终于来了，诗人是这样描述与回忆的： 一九四四年的暑假，我去离重庆不远的马王坪农村舅父家里。这年和第二年的寒假，又去了万县白羊坪的山区农村。农民的穷苦生活和悲惨命运，把我带到一个全新的题材的天地。我开始用四川农民的语言来写农民的苦难。我一方面深入了解当地佃农和贫农的生活，一方面把写的诗念给他们听，听他们的意见。我写的有短的抒情诗和小叙事诗，有的也受到四川及西南民歌的影响。 这些诗最初是在《新华日报》发表，并引起广泛注意。四川方言诗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创新。 从写自己的空虚与苦闷，变为用农民的语言写农民的苦难，对我写诗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我突破了自己的禁锢。我很快觉察到，不仅这个新的天地有写不尽的题材，自己的诗风也变化了。[2]92 正因这一次突围，沙鸥在新诗的创作、发表、影响，乃至个人风格的形成等诸方面，都发生了深刻而又显著的变化。四川农村题材与四川方言的结合，便是沙鸥紧紧抓牢的两个基点。40年代中期与后期，均是这样，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大河改道式巨变，才被迫放下。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沙鸥的四川方言诗在《新华日报》及重庆当地进步文学期刊与报纸刊载以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与异乎寻常的关注，结果因《新华日报》等的肯定与赞赏而得到大面积的扶持与倡导，于是“在沙鸥的带动与影响下，一批更年轻的四川诗人也写起四川方言诗来。一时间掀起了四川方言诗的热潮。沙鸥——方言诗；方言诗——沙鸥，几乎成为同义词”[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