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70后”诗人长诗写作的背景 作为一种命名，“70后”有着代际(generation)与流派①的双重指认。其实，这一名号下的诗人进入人们的视野已经很久。虽然这批诗人“正处在日新月异的成长期，是正在进行时态的……绝大多数随时都处在变动、调整之中”②，但他们为时不短的诗歌写作(他们中部分诗人的写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甚至更早)已经显出了某些值得关注的趋向。 一方面，受前代诗人写作的滋养，“70后”诗人承续了前代诗人探索诗歌语言可能性的热忱。另一方面，如何从前代诗人的“影响的焦虑”中走出，则更为“70后”诗人所看重，于是“偏移”成为他们写作的美学基石：“从一开始大家都在明里暗里关注着自身与他人在精神境遇、文本记忆和写作趣味等方面的诸多差别，有所不同的是，他们相信这些差别只有在诗歌写作的艰苦掘进和对当代诗歌内在线索的反复辨析中才能被贯彻为一种‘偏移’”；在他们的写作里，“任何一种写作策略都没有被绝对化，他们的写作始终是阶段性的，每一时期的写作都力图刷新以往诗艺内存，构成对既定写作成规的接续和‘偏移’……‘偏移’的立场，即是不断重设与自身及他人之间的‘修正比’”。③此外，“70后”诗人在文本上也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那么，如何看待“70后”诗人在中国当代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诗歌中的位置？如何确认他们的写作在诗学、文本上的价值？这里，或许可从长诗入手进行一番探讨，既然长诗“更能完整地揭示诗自成一个世界的独立本性，更能充分地发挥诗歌语言的种种可能，更能综合地体现诗歌写作作为一种创造性精神劳动所具有的难度和价值”④。虽然“70后”诗人人数众多、风格各异，虽然他们中不少人如黄礼孩、冷霜、泉子、刘春、宋尾等以短诗写作见长，但由长诗入手进行考察，确实可从多个重要方面了解这一诗人群体的写作面貌、成就和走向，并领悟中国当代诗歌代际更替与层次分布的特征。 在中国新诗历史上，一直不乏长诗写作的积极参与者。不过在台湾诗人痖弦看来，早期新诗中的长诗不甚成功，而究其原因就在于，诗人们“仅仅理解到长诗的量的扩张，而没有理解到长诗的质的探索，误以为长诗只是在叙述一个事件的发展，而忽略了长诗精神层面的表达，也就是他们未能注意诗质的把握”；他进一步认为，“一首现代的长诗，与其说是记录事件，毋宁说是记录人性的历史和现代人心灵遨游的历程”。⑤尽管痖弦所述并不符合新诗历史的实际情形，但也触及了长诗的某些实质性要件。正如诗人骆一禾所言：“长诗于人间并不亲切，却是/精神所有、命运所占据。”(《光明》)诗评家唐晓渡则指出，“长诗是诗人不会轻易动用的体式……一旦诗人决定诉诸长诗，就立即表明了某种严重性”⑥，他所说的“严重性”主要是指潜隐在一首诗的发生与完成之中的深刻动机。 20世纪80年代是长诗写作较兴盛的时期，出现了至少四股引人注目的长诗写作潮流：其一，朦胧诗人群中的杨炼、江河等及其后继者“整体主义”(宋炜、宋渠等)、“新传统主义”(廖亦武等)的现代史诗；其二，“第三代诗”中具有实验色彩的长诗写作，如周伦佑的《自由方块》等；其三，女性诗歌中的长诗写作，代表性作品有翟永明的《女人》、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唐亚平的《黑色沙漠》等；其四，骆一禾、海子等颇显理想主义色彩的长诗主张和实践，譬如海子声称：“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结合、诗歌和真理合一的大诗”，“我写长诗总是迫不得已，出于某种巨大的元素对我的召唤，也是因为我有太多的话要说，这些元素和伟大材料的东西总会涨破我的诗歌外壳”⑦，其突出成果包括骆一禾的《世界的血》、海子的《土地》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长诗写作的取向受时代气候和整个诗歌风尚的影响而发生了很大变化，此际从事长诗写作的以转型后的“第三代”诗人和一批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诗人为主，对历史、现实元素的重视和力求“最大限度地包容日常生活经验”(张曙光语)成为90年代长诗的基本特征，这为当代长诗写作注入了某些新的质素。重要作品有王小妮《会见一个没有了眼睛的歌手》、张曙光《小丑的花格外衣》、于坚《○档案》、萧开愚《向杜甫致敬》、王家新《回答》、西川《鹰的话语》、钟鸣《中国杂技：硬椅子》、孙文波《祖国之书，或其他》、陈东东《喜剧》、张枣《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臧棣《新鲜的荆棘》、西渡《一个钟表匠人的记忆》、莫非《词与物》、潞潞《无题》、朱朱《清河县》、庞培《少女像》、宇龙《机场十四行》、刘洁岷《桥》、哑石《青城诗章》、周瓒《黑暗中的舞者》等。 在很大程度上，20世纪80年代包括现代史诗、“非非主义”实验、海子“大诗”理想在内的长诗写作，大抵属于向极限冲刺的写作：无论杨炼的“高原如猛虎，焚烧于激流暴跳的万物的海滨”(《诺日朗》)表现出的强悍，还是周伦佑的果决的“拒绝之盐”(《自由方块》)，抑或海子的煌煌《太阳·七部书》，在语词与意识的强度、密度方面无不追求极致，这与那个激情主义的时代氛围是相应和的。而20世纪90年代的长诗写作者逐渐改变了策略，某种高蹈的姿态性写作被一种平易、舒缓的书写所替代，引发争议的“叙事”因素的渗入使此际的长诗在节奏、体式等方面趋于松弛，诗歌与时代的紧张关系也变得隐蔽。显然，在此背景下成长起来的“70后”诗人，其长诗写作必须另辟蹊径，但也不全然是另起炉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