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于1979年的一篇文章中，关于奥登《在战时》组诗的一首十四行，卞之琳先生有这样的介绍： 奥登在1938年春天，和衣修午德一起，访问中国，经港、澳到广州，经武汉到台儿庄战斗后的徐州战场去看一下，回到武汉。在那里的一次文艺界的招待会上，奥顿朗诵了一首关于中国兵的新作(“他用命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场所”)。据他和衣修午德合著的《战地行》(Journey to a War)一书中衣修午德所写的《旅行记》部分所说，诗中第二行“为他的将军和虱子所抛弃”，竟被译成了“穷人与富人联合起来抗战”！① 这一说法广为人知。在新近的研究文章中也还被人引用。②但这实是由于当时翻译与衣修伍德的沟通出了问题，以致卞之琳以讹传讹，造成了奥登诗在中国翻译史上不大不小的一点误解。笔者承友人帮助，找到了1938年4月22日的汉口版《大公报》的相关报道，并见到了同一天发表的奥登十四行英文原文，与4月21日晚洪深的译文。“为他的将军和虱子所抛弃”这一诗句，洪深的相应译文是“无贵无贱，同已将他忘却”。并未如衣修伍德或卞之琳所言，被改成“穷人与富人联合起来抗战”。指出这一历史事实，重点并不在为洪深“平反”，因为并无多少人了解最初的译者乃洪深；这一发现的意义，或许在由这一首诗的误译的“流言”传布之广，我们多少可以了解到，奥登在中国传播更为有效的渠道究竟始于何时。以卞之琳当时的视野，都未注意到汉口《大公报》的报道，可以想见该报道在汉口以外的影响力有限。因此，不是1938年，而是要滞后到1943年——该年第2期《明日文艺》发表卞之琳选译六首《在战时》，同期配发杜运燮对奥登做重点推介的《海外文讯》——奥登的《在战时》才以整体规模进入中国诗人的视野。这从穆旦对奥登的模仿多出现在1943年之后也可以得到侧面印证。③ 本文准备考察奥登《在战时》十四行1938-1943年之间进入中国的整个过程，对一些重要的史实做出辨证。重点放在卞之琳翻译所“择取”篇目型塑出的奥登诗歌形象与原作之间的错位，从中国诗人诗作中新的诗歌形象——“农民兵”，探讨创造性误读的正面意义，并揭示卞译在文学史上的价值。 一、“最初的”十四行与“欧洲的愧疚” 1938年2月16日，英国诗人奥登与小说家衣修伍德结伴抵达香港，2月28日由香港到广东，随后由广州北上，3月8日抵达汉口，在汉口稍作停留，与蒋介石和宋美龄见过面，也与蒋的德国军事专家交换过看法。3月15日离开汉口，经郑州、徐州，到中国抗日前线，一个多月后回到汉口，两人还到过西安、南昌、金华、温州等地，最后于6月12日由上海踏上轮船返回欧洲。尽管大多数时候，被中国官员、文人和英国人所包围，但奥登路途所经所感，还是促成他后来不少诗作的诞生。离开中国九个月后，1939年3月奥登在英国出版《战地行》。这本书包括了奥登的27首总题为《在战时》的十四行诗，和一首长诗《诗解释》，以及衣修伍德的战地日记。两个月后，美国版发行。 从奥登的传记来看，奥登访华是有备而来，并且和衣修伍德有具体的分工。衣修伍德“将用一丝不苟的报道，来书写和评论中国以及这场战争，而奥登，则以象征写战争，以便提供关于人类暴力的理论”④。奥登认为，“到远方旅行的努力”，“是让一个人能从外部观照他的过去和他的文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奥登“还是一个永远的旅行者和一个自动的流放者”。⑤由此而言，奥登中国行关心的重点，主要还是从中国观照英伦；对战争，也不拘泥于中日战争，而是继续其对暴力、战争的整体抽象思考。中国行之后写出的《在战时》十四行，果然不负众望，也基本实现奥登自己的预设。门德尔松甚至认为，“奥登1930年代最深刻大胆的诗作是《战时十四行》，那可能也是那个十年中最伟大的英语诗歌。比起《西班牙，1937》，它具有更高的境界，更强的道德凝聚力，想象力更丰富，诗味更浓”⑥。奥登诗歌主题被认为是“个人责任”，“他承担了作为一个人全部的重负，全部的罪责”(Lincoln Kirstein 的评价)⑦，这作品也是他从信奉马克思主义回转宗教的产物。 英文版的Journey to a War中衣修伍德的《战地日记》与奥登这首著名十四行(“他用命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场所”)有关的内容大体如下。1938年4月21日，衣修伍德和奥登参加在汉口“终点酒店”举行的聚会，见到此时呆在汉口的军界和文化界人士，如冯玉祥、田寿昌(田汉)、洪深等。⑧他们共同接受《大公报》记者的采访，记者英文名为麦克唐纳，提问的问题有“你们怎么看中国的士气，风俗和道德？中国妇女是那种类型的”等。有意思的是，衣修伍德说他们两人的回答毫无特殊之处，但这并不要紧，因为在他们开口前采访者已经奋笔疾书。4月21日的日记中，衣修伍德提到，当诗人田(汉)的诗由翻译者洪(深)翻给他们两人听之后，奥登回了一首十四行，是头天他写一个死掉的中国士兵的。衣修伍德当天的日记到此为止，他也并未提及奥登的诗现场是否被翻译。⑨4月23日的日记中，再次写到了《大公报》记者。麦克唐纳来访，并告诉他们22日报上登的他的采访录深得报社总编的赏识。当麦克唐纳把报道一句一句翻成英语时，他们发现奥登的一句诗很明显地被改写了。原句是：“被他的将军和虱子所抛弃”，改成“富人和穷人团结起来去战斗”。衣修伍德的理解是，原诗过于“直接”，而且还是一种“危险的思想”，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将军们都没有抛弃他们的士兵”。⑩ 笔者在1938年4月22日汉口版《大公报》上，见到了由采访改写的报道，另有奥登题为“China Soldier”的英文原诗及洪深的中译。这是奥登“战时十四行”中第一首见诸报端的。在上海，由邵洵美主编的《自由谭》，也于1938年12月1日发表了这首十四行，这一回中文明确标出诗名《中国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