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清代初年，西北就已是文人学者笔下常常涉及的名词，他们喜欢讨论“控制西北”、“西北水利”之类的话题，也有人“出入西北塞外”。关注西北、认识西北进而展开研究，成就了清代中叶以来的一门“显学”，即西北舆地学，这一研究影响到清末地理学、地图学及蒙元史地学，是研究清代学术史的重要论题。“19世纪前期的西北舆地学是对清代帝国建设过程和俄罗斯东扩的压力的回应，但也在极大程度上修改了明代以来士大夫习惯的中国观，从而以舆地学方式重新定义了‘中国’的疆域和含义。”①清朝时期的舆地学学者们只能在整理文献，文献考订的圈子里止步不前，缺乏实地亲历的资料，即使有了亲历目验，也因为缺乏先进的技术手段而流于个人心情观感，在多年来的西域游记中，它是边缘的研究领域，它受到重视的原因是日趋加重的西北边患，学以致用的传统发挥了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顾炎武《日知录》中置于‘外国风俗’条下的诸多内容在这一时代已经成为帝国舆地知识的有机部分，这一时代在汉人士大夫中兴起的舆地学研究与上面所谈及龚自珍的战略性思考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些舆地学研究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地理学的范畴，其中包含了边疆区域的语言、宗教、习惯、人口、水地状况和其他资源的调查。”②游记是中国传统文学中的重要文类，当传统山川宫殿变成玉门关外的戈壁大漠以及边疆少数民族时，游记呈现出了国人原先所不熟悉的“中国”边缘区域，知识分子开始逐渐了解国境内不同地域的知识，并对中国内部的差异丰富多元有全新认识。 新疆是中国的西北边疆，地理位置上是中亚腹地，历史上它曾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地方，资源富饶、民族众多，虽然远离中原内地，它却牵动着整个中国国防安全的神经，国防战略地位相当重要。相对于中国内陆腹地，新疆既是中国地理概念上的边疆，也是文化意义上的边疆。中华民族疆域奠定的过程中，重要一环是清王朝在西北稳固统治的建立；伴随着俄罗斯对中国西北边疆的威胁日益加剧，国人对关外天山南北地区还知之不多。中原人最早的西北知识源于一批走进大漠的人们，他们多是军人，或者是使臣。他们撰写了一批以行记、杂记、日记为名的著作，通过这些记述，中原人建立起对于西北的初步印象。但他们所言说、游历的西北，有时近在关中秦地，有时远到宁夏河西，并没有走出玉门关外。至于关外的天山南北地区还知之不多，新疆当时在多数国人的心目中还是陌生的地理名词和一片神秘遥远的异域。 从早期肩负汉文化西播者的身份来考察西部文化，主要有以下几类人承担：戍边和屯垦的将士、贬谪的官员、流放和发配的罪犯、被动的移民、观光游历者、现代支边者，以及因躲避战乱、灾祸、饥荒而西行的流放者、逃荒者等等。他们来到边疆之初，感受到的往往是异域文化的强烈反差所引发的不适应感，他们把自己想象成伤感旅行中的漂泊者，西行之旅通常被旅行者的文字记叙塑造成为伤感的“西行苦旅”。晚清时期废员从内地到西北戍所，徒步行走通常需要走好几个月，经受了从官员到罪臣的身份落差之后，谪员们在漫漫西赴路上，更强烈地感受到西北与中原的地理环境差异，此类游记中充满着一种悲情的色彩和失落的心情，这是一趟无奈的西行之旅。“‘西出阳关无故人’和‘一出玉门关，两眼泪不干’等充满悲情色彩的诗句，更加重了西部文学的这一流寓、流亡情结。所以，‘故乡在远方’的西去和出塞，便成了一条刑罚之路、一条流放之路、一条冒险之路、一条避祸之路，一次离开故地的‘失根’之旅。小人物苦难的命运，他们生存的艰难和心灵的煎熬，他们的卑微和绝望，屡屡出现在众多作家作品中，读之令人热泪纵横，流溢着浓烈的人道主义色彩。”③关于新疆的叙述，谁在言说、对谁言说、言说的内容、在什么时代言说，需注意其各自不同的历史语境。游记作者以单向度的言说转述了所到地的民俗、民风、民情，他们从熟悉的文化环境向另一不熟悉的文化环境迁移，首先会产生文化不适应症，其外在表现形式就是旅行中恶劣艰难的自然条件所引发的孤寂和苦楚心情和浓郁乡愁。“作者并不是机械地为意识形态、阶级或经济历史所驱使；但是我相信，作者的确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这在不同程度上塑造着他们的历史和社会经验，也为他们的历史和经验所塑造。”④游记中的叙述很难去怀疑和验证其“叙述”与“真实”之间的差距，作为来自内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的游记作者，向国家的边缘地带流动，叙述无意中在维持和细化前人已经建构过的“新疆形象”，无意中也使得内地民众对边疆的了解在原先已有形象基础上越发加固。在多数早期游记中新疆被叙述成是“我们里的他者”，叙述话语中的支配关系和等级差序是明显的、掩藏不住的，也即不论这些表述与转达是否真实，某种意义上它只能是游记叙述者自己的个人感受，但在内地的报章舆论中经过传播后，作品中的转述文字被以“事实”的形式传播给阅读接受者。经过众多西行记载的叠加累积，游记转述内容日渐积淀为国人心中和舆论中的“西域形象”或“新疆形象”。新疆作为多民族多元文化国家中国的边缘地区，因为各种原因，民国前期的新疆内部始终缺少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默无声息”的新疆一直处在被叙述和被建构的文化想象客体的位置上。因此内地人对新疆耳闻传说阅读的知识常常存在误读和误判，尤其是过往文献中所反映的知识也常滞后于新疆社会发展现实。可以说这种塑造和传达是单向度，是有特定文化背景和写作立场的，是建立在内地文化优越于边疆文化的思考角度支配下的产物，与新疆情况尚有一些偏差和距离。 民国初期，相对于内地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而言，中国西部的经济、文化发展速度较缓慢，中华民族对外文化交流的出发点由陆路转向海路，肆虐的风沙、茫茫的戈壁和缓慢的驼队已经无法同现代交通工具的速度和效率相抗衡，关注西部的人越来越少，广大西北内陆地区在国人眼中一天天地陌生神秘起来。西去旅人的游记是内地民众了解新疆的基本途径，其误解之深可想而知，如1912年的《西北杂志》内的“杂俎”栏目中(附记伊犁风土人情)，一篇文章里一段西去旅程的记叙： “前咸丰十年三月二十一日，同伊犁参赞景秋翁出嘉峪关，车甫出门，关门即紧关闭(谚语云：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向前看，戈壁滩，向后看把门关。乌鸦喜鹊全不见，不禁泪涟涟。此情此景真非虚语也)。路南丰碑屹立，文曰‘天下第一雄关’，关外即戈壁滩(戈壁滩系国语)。一望无际，煞是不毛之地也(又名‘瀚海’，其中有寄石，五色具备，晶莹可爱，亦间有玛瑙不能多得)。行三站至玉门县，土城土房荒凉寂寞。又四站抵安西州，城北沙积如山，山每遇北风，城有倾压之虞。野间出人黄，高六七寸，全局人形，体赤微有白毫，能笑言语，鸟鸟不甚可解。人有擒而食之者，亦云惨矣。……”⑤ 至1935年，国民政府官员张继先生于《开发西北》杂志的创刊词中说： “西北交通不便，民族复杂，土物特殊，文化落后。国人对于一切，大半茫然。非认为万里荒沙，尽属不毛，即视为遍地黄金，俯手可得，究之，皆非也”。⑥ 以上这些表述正是要指出民众心目中以讹传讹的“新疆形象”是不断被游记描述塑造出来，与真实情形也是有距离的。中国人自古好用一种搜奇探秘的心态看待异域或者异质文化，尤其是描绘异域风光时，通常夸张失实。有学者评述：“他界之所以令人好奇，是因为它与我们生存的现实如此不同。此界若为一正常社会、我人所熟知的世界，他界便是与世界迥然不同的结构：奇花异草、珍禽异兽、满地黄金瑰宝，人物则或极长大或极微小，时间空间亦与世界殊趣，例如昼极长夜极短，或只有光明而无黑暗，又或天上一天世上一年之类。总之，世界与他界，正是‘正常/异常’的关系，所以才能让人对之充满好奇，千方百计，欲一探其秘，进入那个神异离奇的世界中。”⑦内地游历者的游记中表达、塑造并呈现的新疆面貌，往往是由叙述者的心情和所具有的特定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叙述者心中的文化优越感决定了文字叙述的情感态度。有些内地作家在游记里把边地边民作为“蛮夷”、“他者”的形象来描述、建构，并没有在字里行间感觉到同胞和兄弟情谊。民国前期的新疆“风景”在被想象和建构之时，早已潜存于转述者心里的等级差异对文本内容及面貌产生着反向作用，因而被转述出来的新疆不可能是客观和真实的。总体而言，30年代以前的多数边疆游记作者对边地的异质文化和生活习俗赞美少、贬低多，文字语气中较多对相异文化方式和生活习惯持有排斥态度，叙述字里行间常现出若隐若现的居高临下语气，习惯于以内地发达地区情况为参照与边地情况作先进/落后的对比，多写有“边疆落后”和“民智未开”等语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加深了内地民众对边疆的不良印象，致使对边疆的误解日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