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2)07-0193-06 在新时期文学的记忆中，“知青文学”始终是令人难忘的，一代经历“文革”而成熟的青年，在炼狱的回望和理想的张扬中寻找并构筑着自己的精神家园，用青春的歌哭和生命的礼赞，完成了一种充满激情的“浪漫性写作”，其中一批小说创作甚至成为“新时期浪漫主义思潮的回归”的标志[1]。不过，如果不是纠缠于浪漫主义的概念和流变本身，而是把“知青小说”中的浪漫性写作置于某种叙事传统与传承的语境中来看，本话题的意义便主要不在“重返80年代”的文学现场，而是借此思考一个问题：作为也许仅仅一代人的写作，其写作理念尤其是叙事模式的生成，是否有着一个可能被我们忽略的更加悠远的资源背景？换句话说，如果不仅仅把知青文学看作“80年代文学”的某种“潮流”，而是同时将其视为一种文学传统的特殊流变，那么，可能其所谓浪漫主义的背后，还有着一种对中国小说传奇叙事之“浪漫传统”的借取与再续。 一、“知青文学”的起源语境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知青文学”的概念既是题材的定位，也有着写作者身份的定位，甚至“知青作家”作为创作主体的意义更大。因此，参照广为认同的“知青”定义来看，对知青文学的理解也不应该仅仅局限在“新时期文学”的“现场”之中①。如众所知，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作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后，一场席卷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规模移民运动随之骤然掀起，一代人也由此开始了他们艰难却又不乏传奇的生命历程以及同样艰难亦不乏传奇的文学历程。而这一特殊历程的意味还在于，虽然在长期以来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中，知青文学常常被不言自明地圈定在“新时期”里，即大批知青返城之后，但实际上，“文革”期间的知青始终是有着许多文学创作的。其中不仅有后来被载入各种文学史的以“白洋淀”为代表的地下文学，即便在主流文化体系之内，知青们也是有着许多创作活动的，如梁晓声在北大荒时便参加过当时生产建设兵团总部举办的“文学创作学习班”[2]202，而当时知青作家的小说不仅依然能在出版社出版，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为批评界所推崇的作品，比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就曾出版过一套“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创作丛书”②，包括1972年到1976年间出版的长篇小说，也不乏有一定影响的知青创作，如郭先红的《征途》(1973)，张抗抗的《分界线》(1975)，王士美的《铁旋风》等。只不过，随着“文革”被否定，“文革”文学也随之被定位为公式化的、虚假的、“简单”图解政策的文学作品类型，而如上述的“文革”期间的知青创作，便被文学史叙述“自觉”地排除在“知青文学”之外了。因此，我们澄明这一点的思路和目的就在于：即便大规模的知青写作可以定位在新时期文学的意义上，但并不等于知青文学可以与“文革”文学彻底割裂出来，而既然“先在”地与“文革”文学有着某种共同或共通的历史规定性，那么知青文学便也同样会“先在”地有着某种“文革”文学的理路和样态，尤其在小说的“叙事”于新时期里还没有得到更多创新的意义上，知青小说便必然与“文革”文学之间形成了某种对接与延伸，使其在最初的生成语境中也必然地承袭了某种“文革”文学——并由此向上延伸到“十七年文学”——的叙事策略和模式。 黄子平在谈到“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时曾指出：“‘革命’的浪漫特质在其经典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转换并维持在一种‘崇高’的僵硬姿势上”[3]，这在我们的理解上有两层含义：一是“十七年文学”里贯穿始终的“革命”主题和“两结合”创作方法，使“十七年文学”在被经典化为所谓“红色经典”时不可避免地生成了某种“浪漫化”，二是这种“浪漫化”的本质始终是“被革命化”的，即同样不可避免地在某种“革命模式”规约下产生一定的“僵硬化”。而实际上，“文革”以及其后相当一段时间里的文学也一样，其在“文革”意识形态控制下的革命历史叙事也同样不是真正的浪漫，而只是一个僵硬的传声筒，就像那种因为革命需要而排除爱情生活来维持革命的清教徒式纯洁的情节模式，在“文革”时代的知青小说中也同样存在。如《剑河浪》讲述的是上海女知青柳竹慧和“战友”葛辉在剑河公社红霞村插队落户的“斗争生活”，主人公柳竹慧在小说中已完全被中性化，甚至在小说一开始便安排了她勇斗牯牛的情节。其他“文革”时期的知青小说实际也大多沿袭了那个时代的文学特征，如叙事主要围绕主人公(高大完美的英雄)同敌对破坏分子(地主、富农、修正主义者)的斗争展开，结局往往是主人公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取得了斗争的最后胜利，等等。因此，黄子平才从“断裂”的意义上，将以《红高粱》为代表的新时期革命历史“再叙述”所呈现出的“再浪漫化”，指认为对革命的嘲讽以及对“五四迷思”的终结。其他人如陈国恩等也有这种“断裂”的观念：既然“文革”文学是作为一种“伪浪漫主义”的存在，那么新时期的浪漫主义便是肇始于对“文革”创伤的控诉与平复，因此作为历史变动大时代的表征，新时期的浪漫主义即是对五四传统的对接，“他们的作品最感人的地方，往往不是故事本身，而是从文本中流露出来的一种浪漫的精神气质”[4]。显然，正是这种似乎已经摆脱了“革命”意识框定的对知青作家进而对知青文学形成的共识，使知青文学与众多80年代的文学观念一起被纳入到了五四启蒙传统“复归”的叙述之中，形成了一种强调知青文学是在新时期初期以历史“遗忘”的方式完成某种文学“割接”的文学史叙事。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些事过境迁之后具有“断裂”眼光的阅读，也许忽略了当初知青们身临其境时的某种“坚守”，就像作为亲历者的郭小东曾指出的：“对于大部分知识青年来说，上山下乡对于他们，完全出于一种对革命的向往，一种对领袖的虔诚。只有写出这一点，才是真实的。标准不应是今天的尺度，而是当时的历史环境，这些小说正是写出了时代赋予青年们的思想性格特点”[5]。因此，我们便不得不检视并反思这种文学史叙事——对某些概念的划定往往只是在为自己的叙述“圈定”范围，其定义的严格也许并不符合现实文学的特殊历程——并看到知青们在现实语境中对“革命浪漫主义”的真诚坚守，从而对知青小说的“浪漫”实质及其叙事话语生成重新进行发掘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