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当下的文学创作，作家关注的对象或焦点，正在从乡村逐渐向都市转移。这个结构性的变化不仅仅是文学创作空间的挪移，也并非是作家对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追踪性“报道”，而是中国的现代性——乡村文明的溃败和新文明的迅速崛起——带来的必然结果。这一变化，使百年来作为主流文学的乡村书写遭遇了不曾经历的挑战。或者说，百年来中国文学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乡土文学方面。即便到了21世纪，乡土文学在文学整体结构中仍然处于主流地位。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基本是乡土小说，足以说明这一点。但是，深入观察文学的发展趋向，我们发现有一个巨大的文学潜流隆隆作响，已经浮出地表，那就是与都市相关的文学。当然，这一文学现象大规模涌现的时间还很短暂，它表现出的新的审美特征和属性还有待深入观察。但是，这一现象的出现重要无比：它是对笼罩百年文坛的乡村题材的一次有声有色的突围，也是对当下中国社会生活巨变的有力表现和回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文学现象的作者基本来自“60后”、“70后”的中、青年作家。而“50后”作家(这里主要指那些长期以乡村生活为创作对象的作家)基本还固守过去乡村文明的经验。因此，对这一现象，我们可以判断的是：乡村文明的溃败与“50后”作家的终结同时发生了。 一、乡村文明的溃败 乡土文学，是百年来中国的主流文学。这个主流文学的形成，首先与中国的社会形态有关。前现代中国的形态是“乡土中国”，所谓“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①。中国社会独特的形态决定了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文学的虚构性和想象力也必须在这样的范畴和基本形态中展开。因此，20世纪20、30年代也形成了中国文学的基本形态，即乡土文学，并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40年代以后，特别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这一文学形态开始向农村题材转变。乡土文学与农村题材不是一回事。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是同构对应关系，是对中国社会形态的反映和表达，如果说乡土文学也具有意识形态性质，那么，它背后隐含的是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诉求；农村题材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要反映和表达的，是中国社会开始构建的基本矛盾——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它的基本依据是阶级斗争学说。这一学说有一个重要的承诺：推翻地主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和中国农民的出路。依据这一学说，现代文学开始发生转变并一直延续到1978年。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家创作了大批“红色经典”，比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陈登科的《风雷》，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这一文学现象密切配合中国共产党实现民族全员动员、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事实是，建立民族国家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都实现了，但是，中国农民在这条道路上并没有找到他们希望找到的东西。80年代，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率先对这条道路提出质疑：在这条道路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无论精神还是物质，依然一贫如洗，出路并没有出现在他们面前。因此，这条道路显然不能再坚持。这也是农村改革开放的现实依据和基础。农村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农民再次做出承诺：坚持改革开放是中国农民的唯一出路。随着华西村、韩村河等明星村镇的不断涌现，中国农村的改革道路似乎一览无余前程似锦。但是，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现代性的不确定性显现得更为复杂和充分。 或者说，乡村中国的发展并没有完全掌控在想象或设计的路线图上，在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发展起来的村庄逐渐实现了与城市的同质化，落后的村庄则“空心化”。这两极化的村庄其文明的载体已不复存在；而对所有村庄进行共同教育的则是大众传媒——电视。电视是这个时代影响最为广泛的教育家，电视的声音和传播的消息、价值观早已深入千家万户。乡村之外的滚滚红尘和杂陈五色早已被接受和向往。在这样的文化和媒体环境中，乡村文明不战自败，哪里还有什么乡村文明的立足之地。二十年前，王朔在《动物凶猛》中写道：“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②但是，二十年后的今天，乡村再也不是令人羡慕的所在：“延续了几千年的乡土生机在现代中国日趋黯然。青年男女少了，散步的猪牛羊鸡少了，新树苗少了，学校里的欢笑声少了——很多乡村，已经没有多少新生的鲜活的事物，大可以用‘荒凉衰败’来形容。与此同时，乡村的伦理秩序也在发生异化。传统的信任关系正被不公和不法所瓦解，勤俭持家的观念被短视的消费文化所刺激，人与人的关系正在变得紧张而缺乏温情。故乡的沦陷，加剧了中国人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也加剧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秩序混乱。”③这种状况不仅在纪实性的散文如耿立的《谁的故乡不沉沦》④、厉彦林的《故乡啊故乡》⑤等有悲痛无奈的讲述，而且在小说中同样有形象生动的表达。 孙惠芬的长篇小说《上塘书》⑥，以外来者视角描绘了上塘的社会生活及变化。孙惠芬的叙述非常有趣，从章节上看，几乎完全是宏大叙事：从地理、政治、交通、通讯到教育、贸易、文化、婚姻和历史。这一宏大叙事确实别具匠心：一方面，乡村中国哪怕细微的变化，无不联系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乡村的历史并不是沿着传统的时间发展的；一方面，在具体的叙述中，宏大叙事完全被上塘的日常生活置换。上塘人向往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和生活，因此，“往外走”就成了上塘的一种“意识形态”，供出大学生的要往外走，供不出大学生的也要往外走，“出去变得越来越容易”，“不出去越来越不可能”。在上塘生活了一辈子的申家爷爷，为了跟孙子进城，提前一年就开始和上塘人告别，但是，进城之后，他不能随地吐痰，不愿意看孙媳妇的脸色，只好又回到上塘。那个想让爷爷奶奶见识一下城里生活的孙子，也因与妻子的分歧，梦里回到上塘，却找不到自己的家。这些情节也许只是故事的需要、叙述的需要，但揭示了乡村和现代两种文化的尖锐对立，乡村文化的不肯妥协，使乡村文化固守于过去而难以进入现代。勉强进入现代的乡村子孙却找不到家园了。《上塘书》更像是一个隐喻或象征，它预示了乡村文明危机或崩溃的现实。我们在刘亮程的《凿空》⑦等作品中，会发现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以及作家对这一危机的普遍感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