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6-0085-05 骆玉明在介绍评析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时曾有这样的说法：“虽然向来对胡适的学问有不够精深的批评，但是他知识广博、感觉敏锐、思路清晰，善于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因而成为那个学术创新时代的开风气的人物，能够引导许多人从新的基点上出发。”①胡适在文学史书写中贡献的“双线文学观念”无疑是这开风气、指路向、引导人的“新基点”之一。骆玉明把《白话文学史》的基本观点概括为：“在中国文学史上存在‘白话文学’与‘古文文学’的对立，而前者是有生气的、富于创造力的，后者则相反；同时，白话文学本身有一种历史的进化，它在不断地积累与发展中逐渐成熟，最终由‘自然的演化’转入胡适他们倡导的‘文学革命’，而完全取代‘古文文学’。”②这个概括的后半段即是文学的历史进化论，由自然演进到倡导文学革命，从历史进程里为文学革命找合法依据，为“当下”的革命壮势助威。但是，胡适对中国文学的态度是二元的，双重的。“历史进化的眼光”目光所及只有白话文学而已，复古退化观、循环论仍然保留，不过是派给古文文学了。因此胡适说历史的态度，讲进化的观念的大前提是对中国文学作个二分——古文文学和白话文学，拉出双线——“白话文学的演进与古文文学的演变双线流变”。没有双线的文学观念，历史进化论将难以找准附丽的对象，难以清晰明确地在白话文学范畴内展开。无论是双线的文学观念，还是历史进化论，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证明“‘白话文学’才是中国文学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中国文学的‘中心部分’，是‘当前’文学与‘将来’文学的方向和必由之路。同时，只有把历史的进化论与双线发展的文学观结合起来，才能最充分有力地阐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不容他人之匡正也”③。双线文学观念与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双剑合璧”才使胡适的文学史书写透射出最强劲的革命锋芒。 骆玉明对《白话文学史》的观念作了前述概括后，又指出：“胡适的上述基本观点，在整体上并未被后来的文学史著作所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观点缺乏价值或不被重视。”④胡适的文学史观念是否确实在整体上不为后来的文学史专著所接受？果然如此的话，一部整体观点不被接受却又不能不引起重视的文学史著作其理论观点的价值又在何处？有论者认为胡适的文学史观念今天早已变成了常识，大多数人甚至会相信中国文学史就是这样发展而来的——即使那些不认同胡适的价值批评的读者。陈平原的看法则更为明确具体：“时过境迁，胡适的‘大思路’已经变成了常识，而其论述的空疏与偏颇则日益成为后来者攻击的理由。这无疑是不公允的。”客观地说，“‘双线文学观念’是本世纪中国学界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学史假设’”，“这一假设被不断修订完善，甚至衍生出许多新的学术命题；人们往往关注这些具体命题(如乐府、弹词、说书的研究等)，而忘却使这些命题得以成立(进入学者视野)的理论框架”⑤。双线文学观念也好，历史进化的眼光也好，富含“大胆的假设”的胡适的文学史书写的意义正在于为文学史书写提供了一种现代的“写法”，为文学史如何处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提供叙述的框架，拿出了成功的样板——“其意义主要不在自身讲述的完美无瑕，而在于提供了示范的样板”⑥。何况，胡适为中国文学史提供的“大思路”与理论框架时至今日也不能说在当下的文学史撰述中完全消失了身影、彻底失去了影响和完全丧失了阐释的活力与运用上的有效性。 以进化的观点和意识观照中国文学非自胡适始。梁启超看到：“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⑦王国维也有文学蜕变说。当然胡适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要比他们革命得多，激进得多，也赋予了新鲜的内容。但是说到首倡独创，还是胡适将中国文学按“载体”、按“表达工具”划分为“古文文学”与“白话文学”，并相应构建出“古文文学史”与“白话文学史”两条互相对立发展的历史线索的“双线文学观念”。当这个观念被视作大胆的理论假设时，已可使我们领悟到，就文学史而言，怎么写文学的过去有时比按过去确实的样子去写或者说百分之百再现文学的“历史”更为重要。文学史这个体裁自身即包蕴着这样的逻辑，文学的进程要在“历史”的叙述中展开，同时文学的进程也注定是被叙述的“历史”。 有学者认为：“过去确实是什么样子，历史学就应该照那个样子去写。……不过，问题并不像伯里所设想的那么简单。历史——即伯里所谓的过去确实是什么样子——并不单纯是历史材料或历史数据的函数，而且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是那些在研究怎样发现‘过去确实是什么样子’的人们(也就是历史学家)的心灵和思想的函数。”⑧文学史同样也是反映文学史家心灵、思想、现实目的的函数。对应于历史的双重内涵——客观存在的历史和对曾经客观存在的历史的叙述，文学史同样也可理解为一方面与所有历史一样是文学演变的客观的过程性存在，另一方面也是被叙述和书写的历史，是文学史家以自己思想、心灵的函数构建起来的展现文学进程的坐标系。过去曾经存在的客观的原生态文学史，早已是“消逝的传统”，“往事不可追”，还原这样的历史不过是历史主义的神话，但在历史材料的基础之上对文学消失的过去进行历史的重构，则充满可能性。“史料本身并不能自行再现或重构历史，重构历史的乃是历史学家的灵魂能力”，因此，“这时就需要历史学家以自己的心灵去捕捉历史的精神，正如有的诗人是以自己的心灵去拥抱世界”⑨。不能以“警辟之见”把握文学发展的精神脉动，不能以“思想”揭示文学史实的内在因果联系，不能用别致的理解缀连历史的碎片，梳理出文学流变的趋向，哪里会产生精彩的文学史？对于文学史书写而言，关键的是撰史者以自己认识文学趋势的逻辑，理解、选择、组织和剪裁史实，在历史的过程中建构文学发展的某种规律性变化和运动，使之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过程，整合成一套有意义的关于文学的系统的“历史知识”。胡适正是具备了此种“重构历史”灵魂的能力的文学史书写者。他以进化的观念和历史的眼光观照中国文学的演变进程的同时，也以“古文文学史”与“白话文学史”的双线文学发展框架展开中国文学被叙述的历史。尽管胡适在把中国文学演进过程的具体事件、典型现象、历史细节纳入双线文学发展的基本框架的实际操作的某些细部——关于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流派思潮的评述难免受争议，然而这一打破以文体流变或朝代更迭来建构文学史的惯例的新思路，确定了一条贯穿中国文学二千多年发展进程的基本线索，并释放出相当的阐释活力。无论当时或此后的学人对双线文学发展线索有这样或那样的非议，提出这样或那样的修订意见，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双线发展的结构，二元对立的框架至今仍未在文学研究中被完全颠覆，依然发挥着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