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时期的“国语”与“白话”　　

      一 文学革命初期胡适的论述

      胡适于1916年秋于《新青年》发表的《文学革命之八事》，通常被认为是文学革命发难之时的一次纲领性表达(从发表于《新青年》上的文章开始论述，实际上略过了《竞业旬报》对胡适日后倡导白话文的影响①，以及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期间的思想准备②；但本文的关注点在于民国之后那一段所谓“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故于此不谈)。然而其中论述所偏向的内容，却和后来基于以白话为书写语言的文学革命的叙述颇有不同：

      综观文学堕落之因，盖可以“文胜质”一语包之。文胜质者，有形式而无精神，貌似而神亏之谓也。欲救此文胜质之弊，当注重言中之意，文中之质，躯壳内之精神。古人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应之曰：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③

      这一段论说“文学堕落之因”(也就是文学革命之由)，将其归结到传统的“文/质”问题上，实则是对古文“文以载道”思路的批判或修正式继承④。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胡适在此并未声言要以白话取代文言；譬若文中所说第三、第四事：“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括注的部分即是意在解除禁锢表达的书写形式规则，实非要求一种新的书写语言权威(以白话为正统)的确立。故而胡适此时论述中的“文学”，并不涉及统一的书写语言和国语等概念，而是在探讨较单纯的形式/内容问题⑤。

      大约是事后自己也很明了这一点，在将近二十年后写作《〈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⑥的时候，胡适特别将形式/内容问题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初始时一个重要的自觉意识来进行追述，且是一个为彼时同道中人所皆备的自觉意识——“独秀提出的三大主义……也不曾把内容和形式分开。钱玄同先生响应我们的第一封信也不曾把这两方面分开。”⑦这样的论述放在“活的文学”这一《导言》所说的“我们的中心理论”之下，很容易让人感到：胡适等所论的形式/内容问题是指旧有的文学形式(文言文)已经无法对应新的文学内容，是引出白话这一“活的文学”的理论基础。但实际上，《文学革命之八事》一文还没有真正把形式/内容问题和文言/白话问题联系到一起；——虽然胡适自言此时对改良中国文学“已有了具体的方案，就是用白话作文，作诗，作戏曲”⑧。

      开始自觉到讨论形式/内容问题实际主要须讨论形式这一面，实际便必须要决然地处理“文/白”之问题，还要到得第二年年初——胡适对“白话”的论述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方始渐渐地明了、渐渐地“革命”起来：

      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三人而已。)一项。此无他故，以此种小说皆不事摹仿古人，(三人皆得力于《儒林外史》、《水浒》、《石头记》。然非摹仿之作也。)而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其他学这个、学那个之诗古文家，皆无文学之价值也。今之有志文学者，宜知所从事矣。⑨

      陈独秀于文后批识：“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

      胡适的文章和陈独秀的编者识明示了二人的进化历史观，即：将白话视作文学历史发展中必将替代文言的、可用以与今日世界第一流文学相较的、“将为正宗”的线性进化的结果。其论述中将文学之形式/内容演变的历史看作不断发展的线性形态，主要是通过例举欧洲方言的兴起为证(Dante之于意大利，Luther之于德国)，来说明汉语文学亦必通过同样的形式来“兴起”。需要指出，这种文学的进化历史观在一年多前陈独秀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便已显明——在此篇文章中，陈独秀运用进化论来解说欧洲文艺的兴变，将其概括为从古典主义变为理想主义再变为写实主义这样一个进化链条，而“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⑩。细究起来，陈文其实是在论说文学的形式和风格的演变问题，并不如何关注语言(无论是书写语言还是口头语言)的层面。不过陈独秀1915年的这篇文章确可算得一个发轫，尽管其论述未得明确地与中国“白话文”地位的确立结合起来，却切实地影响到了其后文学革命中运用进化的历史观来为“白话文”之正统化作理论基础的叙述策略。

      如此看来，似乎此时胡适和陈独秀的思路与欧洲的方言改革者颇为相近，都是对“言文一致”的诉求。但欧洲方言的兴起是源于各民族共通语在口说和书写层面的双重确立，在此之前，用作书写语语言的拉丁文并不被用于日常口说表达；说到底，由于是书写和口说中两种根本不同语音语言的并存——汉语则不存在这一问题。因此，胡适与陈独秀对“文学”历史主义的叙述实则跳过了基于口语/语音的民族共通语的问题。即便举但丁路德为例，其言论的实际指向依然是：“文本”书写所应用的语言和风格，而不是民族语言/国语的问题。

      只不过，将论述的主要问题落实到应用于文本的书写语言上，却不等同于说胡适陈独秀等人没有发现基于口语/语音的民族共通语的问题；急于照搬欧洲方言兴起的例证、以进化的历史主义叙述论说中国文学，也不等同于说他们完全不了解汉语语言及其文学的现状相比数世纪前欧洲的差异与特殊性。毕竟，在那个时代语境下，急进且极端的论述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对急于确立“白话”的书写语言权威地位、几乎来不及对“白话”做出定义的文学革命肇始者而言，不仅其他的问题似乎都可以先搁置一旁，甚至对论述的主要问题的分析也不如先喊出几句口号那么急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