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年我在《红楼梦悟》的自序中就说，从哲学的层面，我已经开始用存在论的阅读视角取代反映论的视角。 上世纪下半叶，国内学界的《红楼梦》研究，基本上是采用“反映论”视角。此视角关注的重心是《红楼梦》反映了怎样的历史风貌和时代内容，其争论的分歧点也只是《红楼梦》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特点还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阶段特点。“反映论”视角的长处是关注历史尤其是关注明清之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导引读者通过《红楼梦》审视那个时代的历史真实，因此也留下一些有价值的文章。然而，这个时期的反映论阅读，却有两个巨大缺陷：一是反映论视角以“阶级论”为前提，从而把文学方法论蜕变为阶级本体论以至于完全政治意识形态化，因此研究主体的阐释便未能充分展示《红楼梦》所呈现的历史血肉，顶多只能展示片面化的历史骨架。二是把《红楼梦》视为历史文献的同时，忘记了《红楼梦》最高的境界并不是历史境界，而是宇宙境界。也就是忘记《红楼梦》整体(包括人物、情节、语言等)并不是立足于“时代”(有限时空)的维度上，而是立足于“时间”(无限时空)的维度上。“钗黛”之别，贾政与贾宝玉的父子之争，真假宝玉(甄宝玉与贾宝玉)的冲突等等，都不是一个时代的问题，而是超越时代的人类永恒困境问题。贾政、薛宝钗形象所折射的重群体、重秩序、重伦理的“重文化”与贾宝玉、林黛玉形象所折射的重个体、重自由、重自然的“轻文化”，两者都有充分理由。这种文化悖论没有时空界线，即使连西方文化内部的基本冲突，也绕不过“钗黛”所折射的基本矛盾内容。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天才地把中国文学划分为《桃花扇》境界和《红楼梦》境界，并以“政治的、国民的、历史的”三个概念界定前者，以“哲学的、宇宙的、文学的”三个概念界定后者。此一界定，十分宏观又极为准确。王国维破天荒地把历史境界和宇宙境界加以区分。《桃花扇》似的历史境界只涵盖一个时代甚至只涵盖一个朝代，而《红楼梦》似的宇宙境界则涵盖整个时空，这是超越一朝一代的天地无限境界。“反映论”即使运用得很好，也只能呈现历史境界，不能呈现宇宙境界。蔡元培及索隐派的根本缺陷，正是他们把《红楼梦》这一本是宇宙的无限自由时空缩小为“反清复明”的某一朝代的狭小政治时空。 “反映论”总是强调文学是时代的镜子。但这只是道破部分真理。文学固然可以见证时代，但是文学也常常反时代、超时代。它所见证的人性困境，常常不是一个时代的困境，而是永远难以磨灭的人类生存困境和人性困境。从人性的角度上说，文学并非时代的镜子，而是超时代的人性的镜子。马克思在解释《荷马史诗》所以具有永恒性价值时，提出的理由正是史诗呈现了人类童年时期的特点。这就是说，它见证的不是古希腊时代的政治经济，而是超越希腊也超越希腊时代的人类早期的普遍性情与普遍困境。总之，从《荷马史诗》到《红楼梦》这些文学的经典极品，固然有历史价值，但都不可读作历史文献，而应当读作生命全书。其文本，都应当视为心灵文本或宇宙文本(包括外宇宙与内宇宙)。 对《红楼梦》进行存在论阅读，不是把存在论硬套入《红楼梦》，而是《红楼梦》本身的精神内涵确实呈现了存在论哲学家所思考所焦虑的那些核心问题。如果克尔凯郭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萨特、加缪在世，而且也阅读《红楼梦》，那么他们一定会发现，产生于东方的这部伟大小说，它所进入和提出的问题正是存在论的问题。在说明这一论点之前，我先说一下自己所理解的存在论。 现在阐释、研究存在论的著作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但我读后，觉得存在论的诸多问题归结为一，便成了这么一个问题，即自己如何成为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更简洁地表述为“自己如何可能”六个字。前年我在江苏常熟理工学院东吴讲堂作“李泽厚哲学体系的门外描述”的学术演讲时说，李泽厚把康德的哲学总问题“认识如何可能”，转换为“人类如何可能”，回答时也从康德的认识论走入接近马克思的“历史本体论”，那么，我步智者后尘，企图提出的总问题则是“自己如何可能”。也就是自我确立、自我实现如何可能。我不是哲学家，没有足够的能力从哲学整体上张扬存在论，但我可以从一部具体的文学作品即《红楼梦》入手，阐释“自己如何可能”，以形象回应抽象。下面就用存在论的视角讲述一下《红楼梦》的一些“存在”内涵。 首先，《红楼梦》的基本哲学问题乃是存在论问题。也就是“人”为什么要活、该怎样活、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等问题。加缪《西西弗神话》的第一句话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自杀。”他把最大的哲学问题归结为“人为什么不去自杀”，这是反向表述，而从正面表述，则是活着为了什么？中国没有存在论哲学体系，但有存在问题，也有存在论似的哲学思路。中国引进的佛教，认定人生乃一苦海，人为什么要来此苦海？“来”本身就是错误。既然来了，就要创造意义，自我救赎。这也是存在论问题。 存在论最大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代表作名为《存在与时间》。他发现个体生命的时间性特征，动物只有空间意识，没有时间意识。拥有时间意识是人最根本的特征。孔夫子感叹“逝者如斯夫”，发现时间一去不返，这正是存在论。海德格尔还发现，死亡乃是时间的最重要标志。既然个体生命一定要死，既然死亡乃是一种未定的必然，无可逃避，那么，我们要回答为什么活着的问题，就必须真诚地面对死亡。也因此，海德格尔便提出最震撼人心的思想：只有在死神面前，存在才能充分敞开。人生短暂，时不再来，存在不能等待存在者，作为个体生命的“此在”应当向死而生，及时自我选择，以实现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的整个哲学思想与孔子的哲学路向正好相反，孔夫子讲的是“未知生，焉知死”，而海德格尔则讲“未知死，焉知生”：只有明白人终有一死，生命时间非常短暂，才能安排好人生并知道如何把握存在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