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世纪下半叶开始，影响学生学业表现的诸因素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教育实践者和研究者指出，学生的家庭背景对学生学业表现有着重要的影响。[1]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不断推进，中国高校毕业生的数量剧增，探讨家庭背景与大学生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提高大学生的在校学业表现进而增强其在就业中的胜任力(competency)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关于学生家庭背景与学生学业表现的研究最早出现于1996年的“科尔曼报告”(Coleman Report)中，该报告通过对美国地区3000多所学校、约65万1-12年级的中小学生与7万教师的相关数据分析发现：“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状况（Socioeconomic Status，SES）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最大，而学校和教师特征则只有很小的影响。”[2]科尔曼的报告极大地冲击了学校与教育的传统理念，在学校、政府和社会各界产生了巨大的轰动和反响，随后国内外学者加入到了家庭社会经济环境与学生学业表现的讨论中。1972年，Jencks等人的研究发现，学生的家庭背景特别是社会经济地位比学校因素更能说明学生学业表现的差异，家庭背景解释了一半以上的学习成绩变异量。[3]1986年，Hanushek的调查研究显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其子女的学业表现呈显著的正相关，即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的学业表现就越好。[4]1989年，Lockheed与Fuller等人在泰国和马拉维共和国的调查研究发现，在基础教育阶段，父母的学历越高其子女在学校中的学业表现更好。[5]1997年，Astin的研究发现，SES对学生的GPA有着积极的影响。[6]1999年，Portes与MacLeod关于美国第二代教育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基础教育阶段，父母的学历对其子女在学校的学业表现有显著的正影响。[7]Kamhon Kan（1999）对中国台湾地区年龄为36-45岁的人的调查和2000年对年龄为47-66岁的人的调查研究发现，父母教育程度对子女的教育方式具有显著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子女的学业表现。[8]2001年，Lee与Barro的研究结果显示，父母的学历越高其子女在学校中的学业表现更好。[9]2003年，Wossmann采用TIMMS数据对中国香港、韩国、日本、新加坡、泰国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家庭背景对学业表现影响的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其子女的学业表现有显著的正影响，其中以新加坡最为显著。[10]Patrick J.McEwan (2003)使用智利1997年八年级学生学业表现的调查数据研究表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学生学业表现有显著的正影响而且受母亲的教育影响程度更大。[11]2007年，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的研究显示，PISA经济社会文化地位指数（PISA Index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Status，简称ESCS指数）影响学生个人的学业表现，也影响不同学校间的教育质量差异，学生家庭的社会和经济地位高，其学业表现也较好。[12] 另外，一些研究显示父亲和母亲的背景、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家庭背景对其子女的学业表现的影响是有区别的。如Albert Park与Emily Hannum(2001)采用中国甘肃农村基础教育调查的数据对该地小学生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学生成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其研究发现，在控制了教师特征和班级规模后，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学生的数学成绩有显著的正影响，但是对语文成绩没有显著影响；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支出对语文和数学成绩的影响均不显著。[13]Matthijs Kalmijn(1994)采用全国大范围的具有代表性的数据集对母亲职业地位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比较父亲与母亲影响程度的差别，其结果显示，母亲职业地位对子女学业表现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但与父亲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线性无关。[14]Leibowitz(1974)[15]、Murname(1981)[16]等人的研究也发现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学习成绩的影响比父亲大。Heyneman与Loxley(1983)分析了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学会（IEA）和其他29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在分析学生学业表现的差异方面，在发达国家中家庭因素的作用要远远优于学校因素的影响；恰恰相反，在欠发达国家中学校因素优于家庭因素。[17]同时，虽然学界广泛接受家庭背景与学生学业表现之间存在着较高的相关性，但也有部分学者指出学生的家庭背景与学业表现之间只呈中度或低度的相关。如PISA在指出ESCS与学生学业表现具有较高正相关性的同时指出，较低阶层社会背景下的学生获得较低平均学业表现水平不是必然的。[18]Toomey(1976)的分析报告指出，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学业表现的一半可以用家庭变量来解释，并同时指出SES的解释力很小。[19]White(1982)对101篇文献的元分析结果显示，父母职业对学业表现只能解释约4％，家庭收入的解释率不足10％，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业表现呈现低度相关性。[20] 在中国教育科学领域，有关学生学业表现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研究进展比较缓慢。[2]1985年，丁瑜对南京市第五十二中学十二个班级的450名学生的研究发现，学生学业表现与家庭背景呈显著的正相关性。[22]1989年，厉以贤等对海淀区的1055名中小学生的研究发现，父母的职业与学生的学习成绩有较密切的关系。[23]1992年，上海市教科所“学习困难学生特点、成因与教育对策研究”课题组对上海市十个区的1480名中学生的研究显示，家庭背景对学生学业表现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24]1997年，叶明志等对广州市一所普通中学初一至高三14个班的736名学生的研究表明，学业表现与父亲文化程度、父母曾是“知青”等因素有关，与父母职业、母亲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无关。[25]2000年，卢智泉对全国各地的2432名初、高中及大学的学生家庭因素与学业表现的影响调查研究表明，学生学业表现与父母的文化程度、职业及家庭经济收入有密切联系。[26]2001年，孙越等分析了家庭环境与儿童学业表现的关系。[27]2002年，王芳芳等人分析了家庭环境因素对初中生学习成绩的影响。[28]2007年，薛海平利用“甘肃基础教育调查研究”项目的调查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甘肃农村初中学生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学习成绩有着重要影响。[29]陶红等（2007）利用2003年对10个城市40所高中在校生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普通高中学生学业表现与家庭背景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显示，学生学业成就与父亲职业、文化程度和家庭经济收入均无显著性差异。[30]2009年，占盛丽以PISA2006为例分析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其研究发现，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的学业表现有显著的影响。[3]2010年，柳敏峰等对浙江省温州市的631名中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学业表现优秀生和后进生在家庭类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家庭环境的客观因素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家庭教养方式和家长期望等家庭环境的主观因素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