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包括环境、能源、信息交流、知识建构等与人类社会活动息息相关的各个方面清晰地反映出全球化的特征。全球化是对世界发展进程及各国社会发展走势影响最为深远的现象之一。全球化推动包括资金、商品、人力资源、技术资源、信息资源等诸多方面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共享，使与人类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方面在全球化的网络中，相互间的影响不断扩大，影响的程度不断加深，对科学技术、人才的素质、价值观的重新定位等方面的冲击尤其深远。推动科技创新、提高人才素质和实现价值观重塑自然与大学组织密不可分。如此来看，全球化不仅仅正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同时通过审视大学组织的内外变化，则可预警未来世界可能出现的发展动向。全球化问题因其影响范围的广泛和深远，构成了大学发展中不可回避的议题。 一、全球化及其映射出的社会诉求 在考察全球化以来的大学组织变化问题之前，有一个前提需要首先澄清，即什么是全球化及其带给全球的冲击。全球化究竟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更精确地理解这种现象？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慕尼黑大学教授乌尔利希·贝克在《什么是全球化？》一书中指出：“全球化指的是在经济、信息、生态、技术、跨国文化冲突与市民社会的各种不同范畴内可以感觉到的人们的日常行动，日益失去了国界的限制。……金钱、技术、商品、信息、毒品都超越了国界。……是空间距离的死亡。”[1]他的这种解释得到广泛认同。在西欧全球化的辩论中，许多学者把全球化看作是一种多元范畴的发展进程。 从更深刻、更广泛的层面来说，全球化就是在全球即全世界范围内展现的全方位的联系、沟通、相互影响、互相借鉴交流、互相依存的历史趋势和进程。全球化的本质：一是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审视、分析，从而处理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二是承认人类社会生活的共性和人类的共同价值及利益。由此我们可以在三个层次上描述全球化过程的影响特点，即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经济全球化实现了资源在全球的优化配置，促进了生产要素的高速流动，推动了技术进步、制度创新。政治全球化，促进了国家间的政治交流，加强了各国在政治生活中的对话和合作。文化全球化，开辟了文化传播与文化科技交流的新时代，丰富了文化的内涵，促进了全球文化现象的出现。 全球化的根本特征的核心是技术的快速更替和流通。在许多国家，大学被视为技术孕育的温床，因此，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转型与即将出现的新的社会形态，全球化必然会对以“现代性”和“现代社会”为现实基础的高等教育体系和大学发展模式的探索产生变革性的影响。因为全球化以来，发展科技、扩大经济效益的迫切的共同需求，使其推动者极力寻求有力的支持者与合作者，大学组织即其一。而大学组织也希望通过加强与外部的合作来推动疲软的改革步伐，改善发展中的不平衡。全球化打破了现代性条件下那种单一的“在场”时空观念，瓦解了行动的本土情境，为所有成员提供了一个全景式的可视的平台，彼此遥相呼应。 二、全球化以来大学组织的内部变化 全球化过程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突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如迈克尔·吉本斯所认为的：全球化增大了不同地方资本主义和文化之间的竞争与差异，全球化激励新方法的传播和在世界上的普及，反过来，这种传播和普及又进一步强化了全球化的过程[2]。全球化体系中的利益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大学的迅速发展，因为大学是这个体系中知识和科技的创新基地。全球化背景下的各种组织行为，不论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文化的，都以知识和科技这两个基本的、核心的要素为基础，这也就奠定了大学在全球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但是被拉进全球化体系中，这对大学自身带来的变化与差异是什么，这种变化反过来又从哪些方面影响着大学？对此需要进入大学内部来寻找答案。 （一）多维的知识“生产”方式 全球化背景下动态的竞争启动了创新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形成了获得知识的新方式。现在通常把全球化和创新当作是正在形成的知识经济中的组成部分，这一过程正在触及大学的中心——研究过程本身。这种变化发生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知识是在一种应用的环境内产生的。这不同于“纯”科学在理论的或实验的环境中产生的过程。所谓“应用的环境”是指整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科学的问题产生了，方法论得到了发展，结果得以传播以及用途被确定。第二，知识越来越通过跨学科的方式产生，一系列理论的观点和实际的方法论被用来解决各种问题。在这一跨学科的形式中，知识在个别研究人员和研究小组的专长中体现出来。第三，知识形成的场所具有更大的多样性，还存在一种与之相连的现象，即在知识形成的类型中有一种多样性正在形成。研究团体存在于开放的新领域，允许许多新型的“知识组织”，诸如思想库、管理顾问和行动主义的组织参加研究活动。第四，知识是高度反射的。新知识的“应用”和效果不再被认为是研究过程“以外的”东西，其结果，作为对研究和知识的外部评论影响到研究的设计以及研究和知识成果将来的利用。第五，质量控制的方法正在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科学的“同行们”不再能够被可靠地确定了，因为不再有一种不变的学科分类系统。其次，质量控制的简单化方式容易适应那些设计范围更广泛的研究问题。再次，决定质量的清晰的和没有异议的标准也不再有效了。 知识的形成相比之前更加错综复杂。作为一种系统，知识形成的社会分布构成了一个技能和知识的仓库，在各种问题的环境中可以利用这些技能和知识。大学因为可以提供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决定研究事项的过程中，大学仅仅变成许多部门中的一员。知识的形成正逐步变得不再是一种独立的活动，知识的形成，不仅在其理论与模式上，而且在其方法与技术上，都已从大学扩展到许多不同类型的机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知识的形成是一种全社会的活动。社会分布的知识观正在获得一种全球的维度，因为，全球化在一定意义上已被描述成：把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3]1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