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6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2)07-0099-05 “无序与有序”是已故美国高等教育研究专家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在进行高等教育国际比较研究过程中发现的一个规律，其含义是：看似有序的高等教育集中管理方式导致无序结果的产生；相反，看似无序的高等教育分散管理方式却导致有序结果的产生。 从对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这一基本理解出发，克拉克对于美国政府任何试图通过集中计划方式干预高等教育的做法，都抱有一种怀疑态度，担心其对美国高等教育制度产生不利影响。他认为，虽然美国高等教育具有分权管理和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大的历史传统，但是到21世纪初，已经表现出与传统相背离的倾向，即出现了联邦政府干预高等教育的迹象。美国教育部已经变成联邦政府一个名副其实的内阁部门，在总统的支持下，试图规划美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1]下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05年9月19日，在小布什执政期间，时任美国教育部部长玛格丽特·斯佩林斯(Margaret Spellings)宣布成立一个以商业界代表查尔斯·米靳(Charles Miller)为主席的“高等教育未来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责成其就美国中学后教育改革方向提出战略性建议。经过近一年的工作，该委员会于2006年9月26日公布了题为《领导力的考验：美国高等教育的未来》(A Test of Leadership:Charting the Future of U.S.Higher Education)的报告。在该报告中，委员会提出了四个需要加强的关键领域：入学、支付能力（特别是对非传统学生而言）、教育质量标准以及高等学校对于不同人群（学生、家庭、纳税人、投资者）的问责制[2]，这个在其他国家习以为常的政府行为却在美国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一向很少对时政发表意见的克拉克认为，Spellings委员会根本就不了解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竞争动力以及由此产生的高等学校的创造性这一国际比较优势。因此，他提醒道，那些想要对美国高等教育系统进行改革的人员务必清醒地认识到，国家计划手段和集中科层管理做法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果，尤其是权力垄断可能会对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带来很大的危害。 总之，克拉克认为，美国政府不应该干预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学的自主权不应该被削弱，反而应该继续加强。竞争使得大学能够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作出适宜的自我调整，形成有机和良性的发展秩序。换言之，为解决当下问题而采取的某些看似很快见效的做法，可能会导致产生人们不可预料和不愿看到的长期有害结果。[3] 克拉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其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生涯，从此笔耕不辍，发表了大量有国际影响的学术论著，提出了开放式社区学院的“冷却”(cooling out)功能、文理学院的“组织传奇”(organizational saga)文化特征、“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的组织变革路径等原创性的学术概念和理论，不仅为高等教育组织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为丰富和发展整个社会科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克拉克的学术论著中，他坚持“中立”的学术价值观，采取案例分析方法，对具体现象或问题作出深刻分析，进而以小见大，阐释其可能具有的普遍意义。可以说，他对于上述美国联邦政府具体做法发表鲜明的批评观点的情况，是极少见的。他对这个事件发表自己的观点，并不是专门针对这个事件本身或其中的某一个具体内容而言的，而是把它放在一个系统和过程中，就其可能产生的长远和全面影响，提出自己关注联邦集中管理政策的理由。因此，他关心的不是管理问题，而是制度问题。他之所以提出如此看法，不是一时兴起的随意行为，而是建立在他对高等教育进行扎实的国际比较研究和深刻的理解基础之上。他在书中援引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的话，如果一个人只了解一个系统而没有跨系统的相互比较，那么他其实什么也不明白。[4]实际上，他是在批评美国政府对于高等教育发展历史和国际知识的无知。他认为，只有将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做法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之后，才能搞清楚其合理或不合理之所在。 他在讨论高等教育问题和进行高等教育系统国际比较时，始终没有脱离研究对象国社会制度这个大背景。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背景就是一切”(Context is everything.)。他自称自己属于制度学派，这与他接受教育的经历和背景是密切相关的。他早年在加州洛杉矶大学(UCLA)攻读博士学位时，师从组织研究制度学派的创始人菲利普·萨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制度学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问题放在特定的环境背景和历史发展过程中加以仔细考察，而不是孤立地去看待问题。由于他喜欢制度学派研究问题的这一特点，所以他反对就事论事、以偏概全的研究思路和做法。当听到有人根据美国社区学院学生学习成绩不好就判定整个高等教育系统质量低下时，克拉克马上予以驳斥，他对一些人依据美国教育的“平均”状况而没有顾及美国教育的多样性，就对美国教育总体状况作出“国家处于危机之中”（A Nation at Risk，美国20世纪80年代就其教育问题发布的一个国家报告的题目）的判断，也很不以为然，认为他们对于这个国家缺乏系统而深刻的认识。[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