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2)07-0043-07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与现代中国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该校为中国文教界培养了大量人才，其中包括一批日后成为中国文教界领袖人物的留学生如胡适、蒋梦麟、张伯苓、陶行知、陈鹤琴等人。二三十年代，杜威(John Dewey)、孟禄(Paul Monroe)、克伯屈(W.H.Kilpatrick)等哥伦比亚大学知名教育家来华，与其中国弟子们联袂主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现代教育改革运动。他们以高涨的热情，对中国教育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并促使中国教育体系开始由近代向现代转型。哥伦比亚大学对中国现代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该校与中国教育的关系实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本文拟在整理分析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立足于全球化的视野，对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现代教育改革的关系作一探讨，进而揭示在当前新的全球化形势下应如何正确处理中西教育、文化关系以推进中国教育改革。 一、哥伦比亚大学与近现代中国的教育交流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有力推动下，世界经济、政治、哲学和科学等方面均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促使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各种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碰撞与融合加剧。而近代中国在被迫开放国门之后，必然走向世界，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也由被动领受转为主动吸纳。正是在世界文化教育交流日益密切、中美两国关系相对友好的国际环境中，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教育结缘。拥有当年世界上最大的教育研究中心、作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理论重镇和人才培养基地的哥伦比亚大学以其卓著的声誉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学子。20世纪初，从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振兴中华的愿望出发，中国留学生也纷纷慕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拜师杜威等教育大师门下，潜心学习。哥伦比亚大学由此成为在近现代中外教育交流中独领风骚的一所学校，为中国文化教育界培养了大量人才。有关资料表明，中国留学生每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经常有300人之多。从民国初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30多年中，在该校毕业的有上万名中国留学生。[1]这些人学成归国之后，大多任职于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各类高等教育机构和各主要教育、学术团体。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近140位曾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子担任了从民国教育部长、司长到省教育厅长、局长，从大学校长、院长、系主任到中学校长以及各主要教育、学术团体的会长等职务。①这其中不乏在中国政界、学界、文教界有相当影响的人物，如胡适、蒋梦麟、张伯苓、郭秉文、陶行知、陈鹤琴、马寅初、蒋廷黻、冯友兰等人。随着归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子广泛任职于文教界且位居显要，中国现代教育改革的领导群体和中坚力量开始形成。他们利用自身所具有的学行优势，占据要津，组织学术团体，不仅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有力鼓吹者和新教育的推进引导者，也为中西文化关系的交流与融合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为使中国教育汇入全球教育改革的时代大潮，在以归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子为主体的中国新教育界的盛情邀请下，具有世界影响的杜威、孟禄、克伯屈等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不远万里，亲临中国，通过巡回演讲、系统讲学、教育调查、座谈讨论、具体参与等方式广泛传播了西方现代教育(尤其是实用主义教育)的新理论、新思想，对中国教育改革运动进行了具体指导。在哥伦比亚大学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现代教育改革运动的帷幕徐徐拉开并渐入高潮。 二、哥伦比亚大学师生与教育观念变革 至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学习西方，办理新教育已近60年。从形式上看，教育已颇有改观，但就实质而言，中国教育并未由此迈入现代。究其原因，教育观念仍恪守传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在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传统文化展开大规模批判与反思之际，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育家访华，与其中国弟子们联袂开展了教育观念变革活动。他们深入批判封建传统教育观念，系统宣传西方现代教育理论，在教育界刮起了实用主义的飓风。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风靡全国，促使现代教育观念最终形成。 (一)对传统教育观念的深入批判 胡适、蒋梦麟等学成归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学子们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中坚力量，他们同时也在教育领域向封建传统教育观念展开了空前广泛和深入的批判。由于归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子均亲身经历过旧式教育和西方现代教育，对中西教育的差距有着切身体会和深入比较，因而他们对传统教育的目的观、价值观、儿童观及教学观的批判也更加鞭辟入里。 如蒋梦麟认为，中国传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统治者，这样的教育，只能成为政治的附庸，而不能为“民众谋利益”。为此，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愚民教育，提倡自由主义的平民教育。陶行知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存在的一个重大缺陷，即看不起儿童。他说：“把小孩子看成大人，以为大人能做的事小孩也能做，所以五六岁的小孩，就教他读《大学》、《中庸》。换句话说，就是小孩子没地位。”[2](P121)他指出如果不把儿童从这种成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则不可能有新教育。陈鹤琴则用自己家乡流行的一首歌谣来揭露传统教育的弊端：“一貌堂堂。两眼无光。三柱香火。四肢无力。五脏全无。六神无主。七窍不通。八方来拜。究(九)竟如何？实(十)在无用！”[3](P283)可谓入木三分。 (二)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大力引入 虽然早在民国成立之初，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即经蔡元培、黄炎培等人介绍而传入中国，但这一思想广为流传并成为20年代教育改革的主导思想，却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子陆续归国之后。“教育救国”的崇高理念和得天独厚的学行优势促使他们自觉地担负起改造中国传统教育的重任。而在教育改革事业发轫之初，大力引入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以指示中国新教育的概念与途辙，几乎成为归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子不谋而合的一致主张和共同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