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理论解释框架 在实证分析中，充分把握分析模型的理论前提极为重要。20世纪，全球高等教育经历了规模庞大的扩张(E.Schofer & J.W.Meyer 2005)[1]，这也是高等教育系统在该时期经历的最为重要的教育变革[2]。1900年，全球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人数为500,000人，仅占适龄人口的1％(Banks 2001)[3]。然而时至2007年，其规模增长约305倍，全球高校学生总数高达1.525亿人，并且毛入学率已急增至26％(UNESCO 2009)[4]。如何理解如此大规模增长的生成机理，对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这一经典问题的探讨，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出发提供了大量的解答与阐释。这些理论解释框架对理解21世纪初期中国高等教育系统急速扩张的决定因素及其可能引发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1.功能主义的解释视角 丸山文裕(1986)从社会学，尤其是教育社会学的视角指出高等教育数量规模扩大的解释主要基于两大核心理论流派。其一是将高等教育扩大理解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等高等教育系统之外的社会经济变动的产物，从技术－功能主义理论(technological－functional theory)的视角解释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其二是以冲突理论(conflict theory)为代表，强调从教育的自律性和教育体系内在的逻辑性解释高等教育扩大现象[5]。 由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的结构或组织化手段的系统，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结构功能主义把教育看作社会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担负着重要社会功能的同时，其发展受到外部其他社会要素的影响。功能主义认为，教育的扩张是社会对技术创新和发展、日渐提高的就业技能需求的一种自然反应(Bell 1972; Parsons 1975)[6][7]。其理论命题可概述为：(1)技术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工业社会中岗位职业技能要求的提升；(2)教育既要为受教育者提供特殊技能的培训，也要培养高技能职业所需要的通用技能；(3)随着就业岗位学历要求的提升，需要在学校接受长时期教育的人数规模也在不断增长。由此可见，功能主义的理论解释角度在于，随着教育在个人职业地位获取中的重要性的提升，教育需求不断上升，但也由此导致了学历资格的通货膨胀。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世界各国均出现了教育规模高速增长的现象。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贤能主义(meritocracy)的社会人才筛选必然遍及社会各阶层。功能主义在理论上并未把教育视为国家机制，因此闭口不谈由于政治需要才促成了教育扩张[8]。研究人员普遍倾向于采用经济变量，尤其是将GNP作为核心自变量，来解释教育规模扩张现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人力资本理论的盛行。 人力资本理论主要采用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教育在培训和训练劳动力、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功能。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在1961年发表的《人力资本投资》和1963年发表的《教育的经济价值》中，积极主张将人力资源视作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而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手段，其投资的经济效益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 回顾关于高等教育规模制约因素的一系列研究，可划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矢野真和1996)[9]。宏观层面主要从教育供给方为研究切入点，基于教育规模扩张是被国家的结构特性所制约的理论命题，其研究焦点主要定位在教育规模与社会经济的宏观指标间的关联性上。分析中，研究者往往选择GDP、能源消费量、非农业人口比例或都市人口等指标，来考察教育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 微观层面的研究则着眼于教育升学需求的解释，其解释模型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消费理论和投资理论(矢野真和1996)[10]。所谓消费理论，是将教育理解为消费物品(服务)，而教育消费则是收入和价格的函数。例如坎贝尔和希格尔(Campbell & Siegel 1967)的研究发现，利用收入和学费价格变量可以解释1919年至1964年教育需求(升学率)波动的87％[11]。投资理论认为，教育并不取决于消费，而是由投资所决定的。该理论侧重于成本和收益在教育投资中的作用。根据投资理论，对毕业后的薪酬预期越高，教育需求则会相应增长；相反，教育成本的增加则会抑制教育需求。并且，根据投资理论，收入水平的上升不仅有效提高家庭教育经费的筹措能力，同时也能相对降低家庭开支中的教育经费负担比例。 当然，如果不把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纳入研究视角，单纯地建立以个人需求为基础的教育需求规模解释模型则会与现实之间发生很大的偏差。福特(Foot 1983)在消费理论与投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同龄人口群体规模(cohort)假设[12]。其理论前提在于，教育需求的分析需要结合人力资源规模，这将有助于解答学生是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机会后才做出升学选择的问题。福特选择了收入、直接成本(学费价格)、大学适龄人口的失业率、出生率等指标，利用时间序列数据，考察大学升学率波动的影响机制。研究证实，不仅投资理论和消费理论得到支持，同龄人口群体规模假设也在分析中得到了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