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2)05-0036-09 1800年前,由于欧洲政治体制的世俗化和与教会(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的分离,因此,这种频繁的冲突与之前数个世纪相比,产生了截然不同的问题,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就更是如此。政府往往扮演着“教师-国家”(teacher-state)的角色,试图根据它们的政治或“哲学”目标,将统一的教育制度强加给现有的教学机构。1806年后,法国形成了大学垄断机制,由帝国大学独享这种垄断权力②。大学不得不适应新的教育以及科学任务,提供当时还未知的课程,接纳日益增多的教师和学生。在从大西洋沿岸到乌拉尔山脉的整个欧洲,在一个部分是崭新的、但又具有明显的不安定因素的社会背景中,这种古老的“独立-依附”的两难困境再次出现,并随着时空的改变,随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 对大学与权力当局之间关系属性的任何界定,首先必须分析1800年后大学机构的各种依附形式,其次要描述外部当局所使用的压力类型,最后要描述大学团体反抗这些“外部”威胁的抵制形式。 一、财政依附 1800年之后,在欧洲大学中可能存在的依附形式首先是财政依附。从法国大革命结束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在这不到150年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或早或晚、或快或慢地丧失了它们的经济独立。在中世纪大学创建之初,它们曾被赠予财产(土地、农田租金、建筑及各种圣俸),其目的就是保证将来尽可能地保持物质上的独立。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学院就是极好的例子。1477年,乌普萨拉(Uppsala)大学建立之初,就接受了国王阿道弗斯·古斯塔夫二世(Adolphus Gustavus Ⅱ,1594-1632年)的慷慨赠予,这包括小片农场、教会的牧师俸禄和各种财产,这些赠予保证了大学的完全独立[1](P187)。隆德(Lund)大学也是这种情况,在1688年建立之初,天主教会赠予了许多财产与收益以及城镇的牧师职位(包括30个牧师俸禄和900份小块地)。在丹麦,1479年建立的哥本哈根(Copenhagen)大学,在1539年得到了天主教牧师的财产(什一税和房地产)。在匈牙利,布达佩斯(Budapest)大学自1773年以来所支配的收入使其保持财政的独立,直到1869年[2]。毫无例外,直到18世纪末,这些大学所拥有的捐赠以及私人和市政当局的捐赠,从整体上至少部分保证了它们的自给自足。 这种传统在拿破仑时期后仍然得以延续,但非常矛盾的是,这位皇帝建立了帝国大学,并授予其教学垄断权。拿破仑向帝国大学赠予了1789年前大学的财产(或至少是国民大会决定出售的国家财产后剩下的部分)和中学生、大学生和私立世俗教育机构所支付的“学费”(university fees)。所有这些收入都由大学的司库管理,不受政府控制。所以,法学院、医学院、神学院、理学院和文学院这些在法国取代大学的学院从一开始在物质方面就是自治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896年[3](P120),甚至到1968年的《富尔法案》(Edgar Faure Law)颁布之时[4]。 对大多数大学而言,这个“黄金时代”多多少少是个神话般的回忆。紧接而来的就是“钢铁时代”,权力当局(尤其是政府)用铁棒统治着大学的财政。但从英伦列岛到沙俄帝国,从斯堪的纳维亚到地中海诸国的这些地区,这些控制的程度和出现的时间是不同的。 例如,牛津和剑桥大学尽力保持了其财政的独立。尤其是牛津大学的绝大多数学院拥有巨额收入,这些收入保障了其校长和教师的实际工资。而且,在19世纪中期前,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法律上,议会都不能对这些大学实行哪怕是最微弱的控制,甚至无从得知这些收入的准确情况和来源。即使是在一些极端的事例中,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加强了控制,但英国大学整体上还是通过大学拨款委员会的补助金生存下来。1934-1935年,这种补助金达到大学收入的34%[5](P55-62)。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19世纪创建的诸如伯明翰或曼彻斯特这样的英国大学(“红砖”大学),大部分受益于市政当局的财政支持。在爱尔兰,贝尔法斯特长老会学院和梅努斯(Maynooth)的皇家天主教学院从19世纪初就受益于公共补助金。苏格兰的大学也是如此,甚至在1900年前,政府就开始为其提供经费。 在法国,1806-1808年创建的学院已享有物质上的独立,政府的财政控制是逐渐介入的。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财税法庭获得了监督大学财政权力;在此之前,则是由大学司库独自管理的。1834年,大学预算已经成为公共教育部预算的一部分,因而也成了每年国民议会讨论和投票决定的政府普通预算的一部分③。正是在这个时期,大学自身的入不敷出(特别是来自注册费的那部分),迫使学院接受政府的财政支持。从那时起,政府的监管逐年加强,其程度可以从1939年7月前逐年颁布的财政法中看到,这些法律提供了分配给大学机构的年度运作和投资的经费细节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