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送子女上大学的经济分析：一个微观检验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339(2012)03-0204-06

       农民作为中国最广大群体，其子女受教育状况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在当前土地流转背景下，面对大学教育带来的利益与成本并存的问题，他们会如何判断，如何做出选择？一方面，农民群体整体收入较低，平均受教育水平不高[1]，对大学教育的价值判断可能有偏误，农民子女自身也会担心上学给家庭带来的负担，因而，由农民主观原因导致受教育的机会缺失。另一方面，国家正在推行土地流转政策，这一政策出台是为了解决农地撂荒问题，实行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经济效益[2]，为农村发展和农民创收提供更为有利条件，但其影响是双向的，有可能使有些家庭认为子女不上大学留在农村也可以成为有作为的人；也有的家庭会认为家庭富裕了，更有能力支持孩子上大学[3]。土地流转带来的经济收入的变化对农民送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动机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我们了解到，农村出来的大学生越来越少了[4]，温家宝总理在署名文章中提到，过去在他上大学的时候，班里的农村同学几乎占到80％，甚至更高；现在农村大学生的比重下降了。在20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而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农村大学生比例30年来下降一半[5]，引人深思，农民为什么不送子女上大学？

       本文试通过在农村的实地调查研究，识别当前农民对大学教育经济价值判断的影响，并探索出影响这些判断的因素。我们试图探究农民对子女上大学的期望的影响因素，通过对比说明当前农民子女上大学中家庭价值观所起的影响，寻求在土地流转的背景下，改善农民子女上大学教育的途径。

       一、模型设定

       本项研究的一个目的是了解哪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农民对子女大学教育的经济价值判断。设这些因素为X。农民对子女大学教育的经济价值判断是因变量Y。我们认为，这一判断是基于两个假设来评价的：一是农民对大学教育能提高其子女社会地位的看法；二是农民对大学教育能为其子女的后代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和发展空间的看法。这两个问题我们都使用Likert 5点计分法进行测试，由低到高分为5级，分别赋值1，2，3，4，5。定义两者均值为农民对大学教育经济价值的总体判断，值越高表示农民对子女上大学的经济价值判断越高。

       我们设农民对子女大学教育的经济价值判断的函数为：＝f。影响农民对子女上大学的经济价值判断的因素分别从以下两方面考虑：一是农户家庭信息，即包括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水平，配偶受教育水平，家中是否有干部，家中是否有共产党员，以及子女中大学生个数；二是家庭经济状况，即包括家中农耕地数量，一年种地的毛收入，种地的成本，子女个数，老人个数，是否有能力提供子女完成学业等。估计方程时我们采用二元选择模型中的Probit模型。

       我们对因变量的设定如下：如果该农民对子女大学教育的经济价值判断均值(y[,i])大于总体均值的平均值，令＝1，否则令＝0。自变量包括：户主性别、户主受教育水平、配偶受教育水平、家中是否有干部、家中是否有共产党员、是否有能力提供子女完成学业，均采用虚拟变量代入模型。对于户主年龄、一年种地毛收入、一年种地的成本这类连续变量采用直接代入的方法。在实验过程中，我们检验这些自变量能否通过显著性检验，剔除了对判断影响不显著的变量。

       本研究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农民对子女上大学的期望。我们不仅考察农民期望子女从高等教育中获得什么，还考虑农民是否期望高等教育具有代际影响，能否改变子女的命运。假设农民对子女上大学的期望的函数为：农民对子女上大学的期望＝g。自变量一方面是农民家庭信息(basic information)，包括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水平，配偶受教育水平，家中是否有干部，家中是否有共产党员，以及子女中大学生个数。另一方面是家庭经济状况(economic condition)，包括家中农耕地数量，一年种地的毛收入，种地的成本，子女个数，老人个数，是否有能力提供子女完成学业等。估计方程时我们也采用二元选择模型中的Probit模型。

       对于因变量做如下设定，如果对于儿子的期望为上大学记为1，其他记为0，对女儿上大学的期望为上大学记为1，其他记为0，对两者期望值加总即为总期望，如果总期望为2，即农民对子女上大学期望的判断为1，否则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