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2)04-0065-07 大学产生后，身份逐渐成为所有从事学术职业者引以为豪的象征性标志之一。但随后的社会发展，却凭借契约的力量，通过瓦解身份传统、打破身份等级、革除身份特权而开辟其发展道路。有鉴于此，英国学者梅因甚至认为，“‘身份’这个词可以有效地用来制造一个公式以表示进步的规律……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1]在学术职业领域，打破身份隔离、彰显契约精神的变革，尽管稍迟于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但仍然不可阻挡地体现在其变化和发展进程之中，并且影响广泛而深刻。 一、学术职业的身份传统 身份，是社会学的核心概念。马克斯·韦伯认为，身份是在社会声望方面可以有效地得到肯定和否定的特权；它的建构基础有：生活方式，正式的教育过程，特殊出身(血缘)，特殊职业及其声望，等等。以身份为基础，进而借助法律、法规、规范的规定和认可而建立起来的制度体系就是身份制。[2]表示“身份”的英文单词有两个：identity和status。从语用角度看，identity重在表达身份的形式，指的是个人、群体或组织得以被识别的社会特征；status更重身份的实质，它往往与职业、名分、威望、权力、权利和资格等相关联，意味着差别待遇和特权。传统意义上的身份主要是指status所包含的实质性内涵，一般被界定为可能是人生而有之、用以确定人们地位高低、权力(权利)大小、义务多少的根据和标准。身份与地位、角色等构成三位一体关系。具体而言，地位是身份和角色的内在依据，身份是地位的外在标志，角色则是地位和身份的动态表现。[3]实质意义上的身份，是一种资源，是可使拥有者增值并获得优先发展之特权的社会资本。 1.学术职业的原初身份：行会身份 自从以欧洲大陆为模板的现代大学和学院产生之后，学术职业越来越密切地依托于这类特殊组织。为了赢得自己的生存空间与发展机遇，从事学术职业的大学和学院教师，非常重视营构自己的身份特征。从历史进化的时序看，学术职业最早依托的是行会身份。 大概从11世纪左右起，西欧行会组织开始盛行，并依次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商人行会、手工业行会和公会。行会组织普遍具有四大特性：脱离自然经济的轨道，步入了商品经济范畴；劳动资料属于行会成员个人所有；单个生产单位内部没有分工；享有封建特权，且相对封闭。[4]西欧大学产生之时，恰好是欧洲手工业行会组织盛行之际，知识分子群体按照城市的惯例采用了行会组织方式。“大学，无论是教师的还是学生的，都仅仅是行会的一种特殊形式：大学的上升仅为11世纪时期在欧洲城市中广泛盛行的巨大结社运动的一波而已。”[5]由于大学社团对行会建制的特殊偏好，甚至可以说，“在11世纪时，‘大学’一词和‘行会’一词同样被用来专指一种学生团体。”[6]手工业行会内部的结构关系特征主要是：行会由城市中同行业的手工作坊组成，手工作坊主们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则民主表决行会事务；在每一个手工作坊内部。作坊主是作坊财产的拥有者，扮演师傅角色，学徒地位低下，期满学成后还要免费为师傅做一段时间的帮工，“师傅—帮工—学徒”构成了手工作坊内部的等级关系。行会及手工作坊内部的身份等级关系，被搬用到大学行会群体之中，成为不同学部(文神法医)之间、不同教师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等级身份关系的参照。大学和学院的行会组织特性及教师的行会等级身份，使学术职业中的“行会权力”延绵至今，[7]并逐渐演变成如下学术生活规则：拥有更多知识、拥有更高知识创新能力者，拥有更大的学术权力。 2.学术职业的庇护身份：宗教身份 学术职业早期主动依附并善加利用的是宗教身份。西欧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呈现为二元分裂状态。“在它的政治意识和理智意识的中心，是基于教皇杰拉西乌斯二世的双剑说的二元论，即世俗的与宗教的、帝国的与教皇的，神圣罗马帝国与罗马主教管区，两者都声称是古代罗马皇帝的合法继承者。这种二元论把中世纪社会从头到脚一分为二，从皇帝与教皇开始，通过国王与大主教，直至贵族与住持以至庄园主与教区牧师。”[8]在教权与王权的对抗中，掌握精神力量的教会，戏剧性地挫败了武力上的强者，教会战胜了帝国。罗马法律集《狄奥多西法典》380年的一项法律要求，“受我仁慈之恩者，要皈依于一种宗教”，即基督教。罗马帝国须“承认并服从、效忠于‘众王之王’，把他们自己的奴隶称为‘穷兄弟’，而且常常也称他们为‘灵界的长者’。”从此，“帝国的存在主要不是靠官吏、劳动和汗水，而是靠宗教。”教会的教士身份逐渐与特权和豁免权联系在一起。“担任神职的人，也就是那些叫做教士的人应免去一切社会义务，不然他们会受到别人的恶意打扰，不能全心全意地履行神职。”[9] 在教会逐渐成为西欧的主宰性力量时，新兴的大学和学院，以及其中从事学术职业但尚缺乏有力保护的教师，不失时机地选择依附于教会，借助教士身份谋求庇护。“教师与学生明白留在教会符合自身利益，以躲避国王的警察和司法，因此他们并不反对教会权威把学生定为教士。”[10]雅克·勒戈夫甚至断定，就其社会性质和组织特征而言，大学社团组织“首先是个宗教组织。虽然它的成员很久以来就不全都属于一个教团，虽然它的队伍里纯世俗教徒的数目越来越多，大学的成员仍全部被当作教士看待，接受教会的管辖，并且更要接受罗马教廷领导。”[11]为了享受教士身份所带来的诸种好处，许多从事学术职业者甚至异常恪守教士的形式特征，比如保持独身。以牛津大学为例，时至1871年，牛津各学院的院士(fellow)制度仍然要求保持独身限制。他们认为，独身条件下的院士职位可以排除任何世俗责任，还能维持独立身份和高贵地位，“独身禁欲并不必然是纯洁，也必然不是自我否定，但它常常可保持超然和理想主义。”[12] 3.学术职业的现代身份：公职身份 11世纪下半叶，英格兰王国建立；15世纪下半叶，法国逐渐统一。以英法为代表，新兴的民族国家(王权)逐渐从教会一统天下的欧洲权力版图(教权)中挣扎出来。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基于学术和知识世俗化发展逻辑的内在要求，学术职业开始转向依附于王权，利用由世俗政府确认的公职(或者说政府公务人员)身份为自己的存在赢得新的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