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过许多重大事件，比如后勤社会化、院校合并、实行学费制度、自主择业、扩大招生规模、设置独立学院等。与中国丰富的高等教育改革实践活动相比，从国际比较视野对此进行相对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则比较少，造成国际社会对于中国高等教育了解不足。以许美德(Ruth Hayhoe)教授为核心，由四名成员组成的研究团队，抓住世纪之交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重要时期，通过深入的个案分析来勾画走向大众化阶段的中国高等学校群像，从而揭示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一事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含义，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大学的肖像：迈向大众化高等教育》(以下简称“许著”)的“序言”中，作者提出：该研究有三个主要目的：第一，中国大学从自身文明中提取了哪些文化资源？当中国大学登上全球舞台时，它们的文化资源是如何通过活动表现出来的？第二，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如何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发展和中国特有文明所决定的民主形式的出现？第三，高等教育大众化如何影响着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性，以及对于入学公平、高等教育提供形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显然，该研究的立意非同一般，它不仅是对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本身的分析，而且还站在社会发展和跨文化对话的高度，分别从文明、市民社会建设、公平等角度，阐释高等教育发展的社会和文化意义。研究者希望了解在特定历史和社会背景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多重含义，既探讨中国发展模式的独特性，从中观察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揭示中国发展过程的世界意义。应该说，许美德教授研究团队所采取的研究视角，对于挖掘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地方性知识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实现这个目标也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一、两种研究范式 在有关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研究方面，存在着不同的范式。根据实践和理论旨趣之不同，可以划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主流范式，如同其他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范式一样，它倾向于将源于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看成是一种普适性的规律，是任何国家完成现代化的必经之路，[1]从而用西方的理论去判断中国实践的合理性，对于那些不符合理论的实践活动予以排斥[2]。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包括高等教育研究人员)从西方国家“进口”了大量的学术术语、概念、理论和方法，抱着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关怀和改变中国落后状况的良好愿望，采取了一种批判现实和寻找中国发展途径的研究范式，试图从“他者”那里找到解决自身问题的“灵丹妙药”，为中国问题“把脉”和“开处方”。[3]这种范式具有“向前看”(未来)和“向外看”(特别是少数发达国家)的特点。但是，在这种范式下，研究人员往往缺乏一种“文化自觉”意识，把与西方理论不吻合的中国实践当做奇异现象看待，忽视中国社会实践特殊表象可能具有的理论意义和世界意义。[4] 第二种范式与第一种范式有很大的不同，它有很强的文化自觉意识，对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没有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而是试图从不同的学术理路来探讨中国社会实践和变革问题，将当下的问题与历史事实联系起来，特别是对于那些特殊表象予以理论上的解释，阐释其可能具有的普适价值。这种范式具有“向后看”(历史)和“向内看”(现实)的特点。张汝伦提出：“全球化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日趋同质化和一体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各个特殊群体渴望认同自身的过程。”[5]因此，不同社会虽然在实现现代化目标方面具有相似性，但是在实现现代化途径方面有可能不完全相同。金耀基指出：“全球化在西方激发了一种反应，即重新去发现特殊性、地方性与差异性，从而产生对西方现代性本身之限制的反省。”[6]刘世定指出，“如果我们搞清楚西方理论建立的前提条件，并且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与西方的社会理论进行对话，就有可能扩展西方的社会理论。”[7]在跨文化比较方面，人类学家选择“从边缘看中心”的视角，通过对田野调查资料的细致分析，为扭转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相割裂的二分片面认识作出了表率。例如，有研究对法国一个村落调查后发现，那里的村社制度与中国的村社制度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从而提出：分别用“家族主义”、“村社主义的一盘散沙”与“国家主义”、“民族国家的共同文化”来概括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异是片面的。[8] 笔者将上述第一种范式称为“批判现实”范式，将第二种范式称为“理解现实”范式。随着中国学者文化自觉意识、理论批评意识和社会反思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倾向于采取第二种范式。无疑，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一种解释范式的相对性和局限性，也提醒我们要把某一项研究结论看成一种暂时的结论、可以继续讨论的结论。一切试图将历史变动纳入一个整齐系统的努力都是失败的。[9]因此，研究有关中国社会问题，宜采取开放和包容态度，倡导从多种学科和多种理论视角进行探索。 许美德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采取了上述第二种研究范式。他们从比较文化角度关注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以及可能的世界意义。在“许著”的最后一章(第15章)，作者试图从文化视角和理论高度，概括中国高等教育的特殊性。他们提出，中国高等教育并非西方大学模式的简单移植，而是西方大学模式与中国文化冲撞的结果。唐朝的国子监机构和宋朝尊崇的“四书五经”以及科举考试制度，与西方中世纪出现的大学制度大相径庭，中国文化是造成中西大学制度差异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其实，早在1992年，许美德教授就在加拿大多伦多组织了“东西方大学与文化”的国际研讨会，并且出版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与高等教育》一书。[10]在更早的时候，许美德教授就开始关注中国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在《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一书中提出，中国传统的高等教育，无论是形式还是内涵，都与欧洲国家有重大的差别，比如知行合一、官学不分、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以及整体性地对待知识和治学。[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