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80(2012)02-0019-09 在都市化进程中，我国诸多的古街区正面临快速消失的处境，这种消失既表现为日积月累的渐进性侵蚀，也有城市规划中整块拆除。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与我们对古街区文化遗产意义的认知有关。我们较多地关注物质文化遗产，如建筑、文物等，而忽视其背后无形文化遗产价值。由此，一旦建筑本身的原真性和历史性得不到确认，就会简单地以为不具有保护价值。殊不知，遗迹、遗址乃至上面的一草一木都可能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为此需要一种能打破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界线，形成能反映中国传统理念的古街区遗产认定方式，特别是能从那些看似普通的街区里把握到背后无形遗产的当下意义。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现行西方文化标准下建立起来的文化遗产的认识框架，而要回到中国古代的坊巷文脉里，考察各种地方志是如何认识、记载和彰显街区文化遗产的。 关于坊巷的定义，清嘉庆十六年《西安县志》(衢州曾名西安县)称“城内有隅郭内有坊，直曰街，曲曰巷”[1]231。坊巷在古代曾经是一种行政管理体制：“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四邻为保。在城邑为坊。田野为村”[2]。但坊巷文化不能只从行政结构里解读，坊巷自周代即有之，《尚书·毕命》记载这是以“表厥宅里，彰善瘅恶”为要义。因此坊巷文化的核心是“贤其人”，重在激励人心。“表厥宅里自周有之，所以贤其人也，后世乃以表科第，近又以表其官。此有司崇重激励之意，其亦甚矣”[3]。此外，坊巷也不仅是由建筑构成的街区，它还包括礼俗、家族、商贾、名贤(牌坊等体现)、园林、城池、宗教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坊巷内存在或消失的各种历史遗迹，可以是民居、商铺，但还有各种亭、园、楼、阁、寺、塔、祠、庙、坊等。但每一个遗址承载的是建筑以外的丰富多彩的无形文化遗产，通常又与家谱、寺祠志、建置志、古迹志、人物志及诗文等连接起来。先人对坊巷的记载往往体现“微言大义”的话语风格，包含着过去与当下、历史与文化、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与伦理等重大问题思考，这都是今天重新理解街区文化的重要参照点。要全面认识街区文化遗产的价值，就有必要从中国本土文化视角出发重新梳理坊巷文化的肌理及其背后的大义。 文化肌理是指各种文化要素构成的体系及其质地。肌理或纹理(fabric or texture)一词是取自纺织行业的一个比喻，用来指构成一种文化的各种特征与线索，包括有形也包括无形文化。这与中国“文”的传统涵义相似。《说文解字》解释：“文，错画也，象交文。”意指由线条交错组合而成的一种图案。段玉裁注：“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后来字的地位突出起来，人们忽视了“文”这一更加根本的意义来源。在西方，肌理或纹理这一概念比较多的出现在文物与建筑遗产的修复中。街区文化遗产的肌理通常关注其物质细节及其结构，也包括视觉面貌和内心感受。在西方对街区物质文化肌理的保护已相当成熟，并走向一种具有怀旧色彩的艺术化效果，游客行走其中往往会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今天对文物或者说坊巷肌理的认识已经拓展到非物质文化范畴。这得益于包括文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对文化的深入认识，比如McFarland[4]倡导通过关注浪漫主义文化肌理来重构我们对什么是浪漫主义的认识。吴宗杰、胡美馨[5]引荀子观点，认为礼是渗透于中国社会的文化肌理，体现在“歌谣、謷笑、哭泣、啼号……刍豢、稻粱、酒醴，餰鬻、鱼肉、菽藿、酒浆……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几筵、属茨、倚庐、席薪、枕块”等体现一切有形和无形的中国传统文化生活中。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大力倡导遗产的生态观，[6]建议用整体而不是分类的方式，挖掘与保护村落、街区的所有文化细节，与此同时也开始探讨扎根于本土几千年传统的文化遗产观。[7][8]但如何将这一理念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还有待于我们用文化肌理的视角把握每个细节及其多样性。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求我们在遗产表述时，把有形和无形的、错综复杂的文化线索编织为一个整体。 中国传统对古迹与遗产的关注往往不重其物质肌理，而是这些古迹的文化意义，或者说其精神之存在。此种传统影响下的一个结果是大多数中国坊巷，很难找到具有悠久历史的物质存在。Pierre Ryckmans在其《中国人对过去的看法》一文里就提到，在中国风景线中，缺乏西方有教养的游客所关注的那种过去留下的物质存在。因此如果从西方环境发展起来的遗产标准来审视中国，这些游客往往会感到失望。[9]另一方面Ryckmans也注意到，在中国旅行，你能感受到无处不在的过去，在那些延续几千年的地名、表坊、墓墟，乃至店名、广告诗词，流行歌曲，以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都能让一个西方汉学家想起他们所仰慕的几千年文明。如果我们打开任何一部地方志，那种穿越时间的永恒精神更是跃然纸上。如果回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些纸上的精神还可能在街区的各个坊巷肌理中得到体验。为此Ryckmans概括中国人对过去的态度是：物质缺失但精神存在，或者说当下看到的中国过去，是一种“精神的活跃，物质的无形”。汉学家Victor Segalen(1878-1919)认为，“中国人充分意识到没有东西永恒到可以逃脱时间那饥饿的牙齿”[9]。因此古人对遗产的保护可以表现为不断地重建，除了刻有文字的石碑，其他物质实体都可以代替和更新，甚至生长在遗址上的一草一木都可以被看做是珍贵的遗产。如果考察地方志关于“名木”的记载，几乎都在文化遗产的意义上，而非今天植物学定义。《战国策》记载“秦伐齐，令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这里说明柳下季墓墟边的草木也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也被看做是珍贵的遗产。《衢县志·古迹志》中写道：“过柳下季之垄而禁采樵，往哲之风徽有足动后人之景慕者，旷百世而如新也”[10]。在古人那里，月榭风亭不在其艺术之美，荒祠古墓不在其文物之珍，关键是有可以让当世仰慕和追忆的精神遗产。 由此来看，重构中国坊巷遗产，重在其无形文化肌理。对坊巷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转向其遗址以及遗址承载的精神文化。这要求超越西方街区文化遗产的评价标准(物质原真性和物质怀旧肌理)，重在其人而不在其物，认识到遗产的永恒性在人而不在物。 本文建立在对西方遗产界一系列反思性研究的基础上，[11][12]旨在发展文化遗产研究的本土理念。文章通过案例洞察重大问题，即“言近旨远，以小见大”，我们以“衢州水亭门街区文化遗产研究”为例，展现一种，把物质和非物质、细节和整体、当下和过去融合在一起的遗产意义挖掘思路，通过运用包括《史记》《春秋》在内的儒家传统历史书写方式，以“微言大义”和“行事深切著明”来彰显街区文化遗产的深层价值，把错综复杂的文化线索编织成“以人为本”的坊巷文化肌理。虽为衢州案例，但期待对我国古街区挖掘和保护有重要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