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一波一波的“中国威胁论”的出现可能并非都是出于恶意，其背后或有文化的误读，因为在西方历史经验(很大程度也是现代国际关系经验)中，一个大国的崛起必伴之对外扩张，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最终要通过武力解决问题。根据这种经验，人们将中国未来的强盛与其扩张联系到一起，产生一种不安全感是很自然的。中国一直在向世界解释自己即便强盛也不会威胁世界，这方面的最新尝试就是近年提出的以“和谐”为核心的一系列理念。但中国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面临的挑战是：必须有足够的理由说明自己的行为模式与现代民族国家不同，并有着与现有国际秩序不同的经验。而就目前中国为其行为所作的种种解释来看，大多缺乏学理性支撑。①故西方一些人把“和谐”视为中国人自我美化的空洞口号，或许可以理解。 当代中国是一个镶嵌在悠厚文明系统之中的国家行为体，它虽然内化了一部分当代国际秩序下的行为规范，但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②故完全根据现代“民族国家”理论及现代国际关系经验解读中国的行为模式是困难的。我们需要超越现代国际关系的理论语境，寻求一个充分考虑了行为体丰富文化内涵和特质的研究视角。心理文化学能够满足这一要求。此种视角将国家视为一个主要受其内部文化影响的行为体，不是简单地宣布某个民族爱好和平与否，也不像早期的国民性研究者那样做出“安全型性格”或“焦虑型性格”之类的简单结论，而是将行为体与其“生存状态”(我们称其为“基本人际状态”)联系起来，考察行为体处于怎样的社会文化脉络和心理社会均衡模式之中，受到怎样的情感控制和心理文化取向力量的指引，由此判断行为体行为模式的特点。 笔者注意到，目前中国热衷的“和谐”概念的多义性和含糊性。③只有在人与人、人与集团、集团与集团关系意义上的“和谐”，才与心理文化学上的“均衡”含义相接近。此种意义上的“和谐”可理解为中国人对自身行为模式的一种模糊认识，转换成心理文化学的专业表述就是：一种与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伦人——相联系的心理社会均衡模式。和谐有消极和积极二义：消极意义的和谐是指伦人这种基本人际状态具有较高的均衡度，行为体的行为较趋于静态、消极、内敛；积极意义的和谐是指在伦人这种基本人际状态下，人们有一种把人际关系的和谐作为最值得追求的东西而加以提倡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将行为导向追求和谐的方向。 一、消极意义上的和谐：伦人的心理社会均衡模式特点与“均衡度” 心理文化学的视角将补充和完善后“基本人际状态”和“心理社会均衡”(PSH)概念引入对国家行为体的分析。④按照这一思路，我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可比作一个架子，上面摆放着家庭、父母、婚姻、神明、心爱之人和心爱之物，还有理想、信仰等文化规范，我们赋予它们不同的意义并将其放在不同位置。我们把最重要、最常用的东西放在距离我们最近、用起来最顺手的地方(相当于心理社会均衡图式的第三层：“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这些东西构成一个“生命包”，我们与之保持着动态平衡关系。当生命包中的东西缺少了，我们会感到不舒服、不方便，会把架子上其他层的东西移过来弥补。心理文化学认为这个动态过程的文化差异不仅是社会文化变化的奥秘之所在，也是把握国家行为体行为的关键。 “均衡度”⑤是我们提出的用来测量基本人际状态获得均衡难易程度的一个重要概念。每一种基本人际状态都维持着一种动态均衡，只不过有的较容易达到均衡，而有的需要采用更为多样化的手段才能达到均衡。基本人际状态越是趋近个体，就越难获得安全感，均衡度就趋低，反之则趋高。以强调人的相互性、弱化人的独立性为特点的基本人际状态比以强调人的独立性、弱化人的相互性为特点的状态的均衡度更高，而在我们所了解的人类几种基本人际状态中，伦人是最容易获得安全感的一种基本人际状态设计。这主要是因为亲属集团在伦人的心理社会均衡模式中占据最优先的位置，是生命包中最重要的内容(这与西方“个人”基本人际状态中同辈集团占据最重要位置形成对照)。“社会心理均衡有许多种可能的模式，有些文化比其他文化容易维持社会心理均衡的稳定性。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中，大多数人最常表现的特征是透过亲属关系网络，相对而言，这也是最容易的(模式)。几乎所有人的生命都从以亲子关系为主的家庭生活开始。父母亲最优先占有个人的第三层。大多数人在这里经历到悠然自在的情感。对中国人及其他类似的人来说，由于其文化规定一个人的自尊与未来都必须与他的基本群体紧密联结，因此他的父母、兄弟姊妹、亲戚、成为他第三层的永久居民。这群人可以和他分享荣耀，也是在他失意时，必须寻求慰籍的对象。”⑥“生活在中国社会里的个人，可以轻易地在第三层内完成社会心理均衡的要求而不需要跳到外层去。人际的亲密关系对他来说是持续不断且随时唾手可得。假如由于个人无法控制的原因(例如战争或饥荒)而必须跨越到外层，他也会寻求那个先前已经存在但当时并不知道的亲属群或地域群体的联结纽带，发展出类似亲属纽带，延续和原有亲属群或地方群的联结，或者扮演必要的角色，使其能在非亲非故的环境中有立足之地。”⑦ 有关传统中国宗法社会(称之为“伦人社会”更妥)的性质及中国亲属体系的强大凝聚力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本文不拟多述。笔者打算仅引用清末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的生动描述来印证这一点。他描述说，中国人与家庭的联系很强，他们离家只是因为要处理公事或者私事。离家之后，无论是在异国，还是在他乡，他们总认为这是一种流放，多少都会思乡。那些客死他乡的人几乎都做出了同样的安排。他们要人把遗体运回故乡，埋在他们祖先的身旁。他说，中国人这种对家的眷恋逐渐发展为一种宗教，一种无论生死的最后回归。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