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中的“媒介参与” 项江涛（《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思想战线》，2012.4.108~111 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不仅是媒介的自身技术特点的直接体现，也应是媒介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首先，媒介依据其自身特点，通过录音录像、文字图片、数字化多媒体等多种形式来“原真”记录、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存在形态。其次，媒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参与不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更重要的还有“媒介人”的参与。再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不仅仅是指其存在或呈现的表象形式，更深刻的是指其与外在文化、社会环境互动所产生和蕴含的文化内涵。媒介在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发现文化遗产生成、发展嬗变的“规律性”，挖掘、宣传文化遗产一脉相承的优秀文化内涵与创新精神，这应是“媒介参与”的本质表达。首先，文化遗产是经过长时期的历史沉积形成的，期间由于文化的交流等内在、外在因素引起的文化生态环境的改变，都会深刻地存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与文化内涵中，成为记录其历史演变轨迹的关键节点，在这些节点的两端，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环境对其不同的影响，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化内涵、特色及传承关系。其次，通过媒介参与的“主动性”，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客观性”，并使之转化为大众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这应当成为媒介参与的常态化工作。媒介的宣传与传播是使文化知识、思想意识得以延续和扩展的重要途径。 我们要通过数字化网络、媒体等各种途径，普及保护知识，形成大众正确保护、开发文化遗产的文化心理和信息环境。在这一过程中，媒介人应充分发挥其自觉主动的历史担当，向大众呈现非物质文化的生成发展规律，从而以传播正确的价值取向，发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整合与引导作用，探索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有效方式和途径。文化的发展是一种传播与创新，媒介便是其传播与创新的承载者与播种者。通过媒介的参与，使得人们认识文化的发展规律，理顺、认清文化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及本质。文化保护与开发的本质是实现文化的发展与创新，我们保护、传承的应是优秀文化的内涵与精神，传播的应是优秀传统文化与开创性的现代文化精神。通过媒介参与传播及推动形成恰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理念，构成了解决保护与开发“悖谬”的现实路径。这正是媒介的社会、文化功能的自觉体现。 论萨义德的跨文化思想 熊伟（武汉大学）/《理论月刊》，2012.8.47~50 西方早期的跨文化研究主要是建立在文化人类学的基础上。人类学建立的初衷只是“以文明自居的人类学家对于异族与异文化即所谓‘野蛮’的认识”，因而带有较强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优越论色彩。此后，该色彩或浓或淡，或隐或显，历久不衰。受此影响，西方传统的跨文化研究大多是以西方文化为比较基点， 以貌似科学的方式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 但内嵌于西方理性中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依旧，西方文化优越论的思想余荫犹在。在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交流的频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同时所产生的问题也更加复杂和严重， 逐渐缩小的世界同时也意味着危险性的增加。因此，如何拆解文化之“墙”，搭建理解和沟通之“桥”，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不仅需要各国人民和政治家的努力，更需要学者和哲人的智慧。 萨义德的跨文化思想体现在四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方面：文化局外人、文化批评家、文化穿行者和文化虚无主义者。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塑造了萨义德的文化局外人意识， 而文化局外人意识又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学术兴趣和政治诉求，促其成为一位犀利的文化批评家。文化局外人居于两者之间的状态， 以及基于对文化本质主义和东/西方二元对立思维定势的批判， 使他更自觉地协调自身所存在的各种身份之间的张力和矛盾， 以成为文化间的穿行者。然而，深深影响萨义德的欧陆后结构理论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以此为基础构筑其后殖民批评理论，在西方文化内部对西方文化霸权反戈一击；另一方面，他在批判和解构东/西方文化二元对立的同时， 自身也身不由己地滑入了文化虚无主义的泥潭。但瑕不掩瑜，萨义德的跨文化思想对跨文化研究和实践具有极大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