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俗文化的本源性和结构性功能 我们不妨从语源学的角度，考察“俗”字的意义生成。《说文解字》解释说：“俗，习也。从人，谷声。”①从金文、篆字、隶体到楷体，这个“俗”字，都是人旁、谷声。汉刘熙《释名·释言语》则深入一层，认为“俗，欲也，俗人所欲也”②。这是由于右面的“谷”字，既当声旁，也含形义，是“欲”字的省笔。因此“俗”的本义，是食谷有欲的凡人。引申为平凡的人世间生活，有大众化而流行的以及平庸而缺乏教养的旁出之义。由此沉积为风尚、习惯和传统。这就是《礼记·曲礼》为何告知，要“入国而问俗”③了。 既然俗与人的天性、欲望和本能联系在一起，那么有了人的天性本欲这块土壤，谁也不能不让它滋生。甚至古人云：“食、色，性也。”④因此没有俗，人就生活在空幻枯槁或装模作样中。但是也不能以此为理由，排斥高雅。高雅是文明的花朵和果实，是文明的标准和标志。没有高雅，人就生活在低质量的“好死不如赖活着”之中。雅与俗是相互依存、渗透、改造和提升的。由于雅是从俗中生长、发展和提升出来的，俗对于雅而言就具有本源性的意义。许多文学艺术形式，往往生于俗，成于雅，大成于大雅或大俗。这一点也可以从年龄心理学上考察，人在童年好俗，成年趋雅。唐代骆宾王七岁能赋诗，开口就是一首《咏鹅》，洋溢着俗趣和童心。只不过俗趣和童心中，潜伏着聪颖的悟性，悟性可以化俗为雅。这才有他中年为官，多次上书讽刺武则天的朝政，四十多岁得罪入狱，写下了《狱中咏蝉》，五十多岁又为徐敬业写下《讨武曌檄》，武则天读了只是“嘻笑”，一直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才猛然一惊，追问是谁写的，责备“宰相安得失此人”⑤。骆宾王就这样从开口“鹅，鹅，鹅”的童年，走到了写成初唐名诗名文的高雅中晚年的。 在文化发生学上，俗文化具有本源性；而在文化结构学上，俗文化和雅文化又构成互动互化的层面性。所谓俗文化，是指在各地域、各民族广泛存在的富有泥土味的民风、民俗、民间技艺、世俗信仰和风俗心理。俗文化是一种日常的身边的文化，无人不染有俗世烟尘。晚唐李商隐，律诗骈文，风华盖世，尤其是《无题》诗，构思奇雅，华丽深婉。人们脱口就能背出他的不少名句。如此一个诗人，千古共仰，想不到他还留下一本搞笑的小册子《义山杂纂》。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评论说：“俚俗常谈鄙事，可资戏笑，以类相从。今世所称‘杀风景’，盖出于此……虽不雅驯，然所谓诃诮，多中俗病。闻者或足为戒，不但为笑也。”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及杂俎》说：“书皆集俚俗常谈鄙事，以类相从，虽止于琐缀，而颇亦穿世务之幽隐，盖不特聊资笑噱而已。”⑦在“牛李党争”使自己沉沦下僚的岁月，李商隐在精心锤炼律诗骈文的同时，能够借《杂纂》方式“姑妄言之供一笑”，自然也是调节精神、滋润人生的一种好办法。我们的文学史可不要把丰富多彩的诗人，变成没有厚度的“片面人”。 比如，《义山杂纂》在“必不来”一条下面，列有：“穷措大唤妓女，醉客逃席，把棒唤狗。”⑧在“不相称”一条下面列出：“先生不甚识字，贫斥使人，穷波斯，瘦人相扑，病医人，老翁入娼家，屠家念经，肥大新妇。”⑨从这条可以知道，唐代长安的波斯富人很多，“贫穷”与波斯人不沾边。唐代以胖为美，为何又说肥大新妇不相称呢?可能到了晚唐之后逐渐以瘦为美，开了宋朝以瘦为美的审美风气的先河。又比如“相似”条有“京官似冬瓜，暗长”；“县官似虎狼，动要伤人”⑩。对官场风气极尽调侃。“虚度”提到“阉官有美妇”(11)，大概当时太监可以娶媳妇，即便如此，也是繁华虚度。“枉屈”条，例子不少，其中“家藏书不解读，明月夜早睡，有好花不吟诗酌酒，近好山水不游玩，有美味悭藏臭腐”(12)，这是以俗笑俗的归类方式，取笑俗气熏天的人。《西清诗话》云：“《义山杂纂》，品目数十，盖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杀风景，谓清泉濯足，花上晒裈，背山起楼，烧琴煮鹤，对花啜茶，松下喝道。晏元献庆历中罢相，守颍，以惠山泉烹日注，从容置酒，赋诗曰：‘稽山新茗绿如烟，静挈都蓝煮惠泉。未向人间杀风景，更持醪醑醉花前。’王荆公元丰末居金陵，蒋大漕之奇夜谒公于蒋山，驺唱甚都。公取‘松下喝道’语作诗戏之，云：‘扶衰南陌望长楸，灯火如星满地流。但怪传呼杀风景，岂知禅客夜相投。’自此杀风景之语，颇著于世。”(13)全书调侃意味甚浓，从官场调侃到平民，展示了市井百态，如果作为唐代民俗的小百科来读，在文学李商隐的雅味之外，平添了几分令人会心一笑的俗味。 人生在演奏着多声部的和弦。唱出《咏鹅》的骆宾王，又写了《狱中咏蝉》、《讨武曌檄》；好写“无题诗”的李商隐，也写《义山杂纂》，尽管其中有历时性和共时性的不同，但都证明了一个人的精神结构中是一种雅中有俗，俗中见雅的千姿百态的复合型结构。外之以社会文化层面的雅俗共构和互动，内之以个人精神结构的复合而产生张力，俗文化就具有内外相应的动力源，驱动着它出现多维度的功能，与文学、史学、哲学，与民族记忆和人群生存状态，结下了由俗生雅，雅因俗而大，俗因雅而精的因缘。 二、俗文化与文学 对于俗文化与文学的关系，鲁迅从发生学的角度讲得非常风趣。他在《门外文谈》中说：“就是《诗经》的《国风》里的东西，好许多也是不识字的无名氏作品，因为比较的优秀，大家口口相传的。王官们检出它可做行政上参考的记录了下来，此外消灭的正不知有多少。希腊人荷马——我们姑且当做有这样一个人——的两大史诗，也原是口吟，现存的是别人的记录。东晋到齐陈的《子夜歌》和《读曲歌》之类，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类，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下来的。这一润色，留传固然留传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许多本来面目。到现在，到处还有民谣，山歌，渔歌等，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也传述着童话和故事，这就是不识字的小说家的作品；他们，就都是不识字的作家。”鲁迅由此得出结论：“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14)这段话揭示，民间的俗文学是一股源源不绝的新鲜血液，它在文学史的许多关键时期，给“雅”到了萎靡不振的文学进行“透析”，发挥着重新焕发生命活力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