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实践初探 郝立新、路向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2012.6.116~120 文化生产、文化交往和文化消费是表征文化实践的三种基本样态。文化生产通过由内容、符号和媒介组成的完整结构成为文化实践的基础和前提，文化生产所产出的文化产品也是进行文化交往和文化消费的必要条件。文化交往则通过一个文化系统内部各部门之间以及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交往实践，实现彼此的沟通、解释和共识，从而为不同文化主体提供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或者合法自在的发展路向。文化消费通过主体对文化产品的消费实践，使之转化为消费主体的精神传播活动，从而开启新的文化实践过程。文化消费本质上是文化实践的再创造过程。文化的观念形态和实践形态的关系，文化实践中多样性与主导性的关系，文化实践中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以及文化实践中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是我们把握文化实践规律性的主要切入点。对这些矛盾关系的把握，有利于我们增强在文化建设中的自觉性、自主性和自信心。在全球化加速推进和信息化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需要全面把握文化实践的内涵、特质，正确认识文化实践在社会总体实践中的地位，以及把握文化实践中的各种矛盾关系，重视由文化实践带动的文化竞争力在国家核心竞争力中的重要地位，领会文化实践的“软实力”中所蕴含的“硬道理”，用正确的理念指导解决文化实践过程中的各种重大问题。我们要不断突破妨碍先进文化发展的旧的思想观念，突破文化建设中只重观念建设而忽视实践建设的片面性，促成文化观念向文化实践的转化。 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三位推进” 杨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百色学院学报》，2012.3.55~62 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是一种“巨伞型”的复合结构，具有56条伞骨，撑开来荫蔽八万里，拢起来一柱擎天。它的动力系统具有中原动力和边缘活力互动的特征，没有中原文化的凝聚力和辐射力，多元文化板块的碰撞就可能元气耗散；没有边缘活力，中原的凝聚和辐射就会在单线运动中自我停滞、僵化。为什么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曾中断？很重要一个原因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相互推移和交融。因为有了长江的阻隔，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时汉族一些大家族迁移到长江流域，使得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快速发展。游牧民族滞留在中原逐渐地被汉化，这就形成了南北的“太极推移”，你推过来，我推过去，汉文化与游牧民族文化愈来愈深地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南北太极”推移的过程中，巴蜀是一个重要的“太极眼”。西南中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后花园，是太极推移冲击波的接纳体，有储存文化活化石的功能。中原周边的少数民族在主体民族扩张和南北太极推移冲击波的作用下，携带着自身的文化行李和沿途拿来的文化成品，迁徙到大西南区域。古老的文化成品沉积下来，与百越百濮的土著风俗相调适、相融合，形成了渊源极古、形态极异的文化遗存。如彝族、白族作为村社保护神的土主崇拜依然盛行，叙述神话与民族迁徙的《苗族古歌》广泛传唱，等等。少数民族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有“三维推进”之功，值得我们以极大的责任感加以深度的认识和发掘。 增强理论自觉自信 警惕殖民文化现象 李宗桂（中山大学）/《红旗文稿》2012.11.22~25 所谓殖民文化心理，就是曾经有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经历的国家，对于原宗主国或半宗主国的盲目崇拜，而在自身文化层面的自甘下人、唯洋是从的卑屈心理。老是觉得自己事事不如人、处处不如人，从价值体系到民俗风尚，从人格追求到审美情趣，都以洋为师，以洋为尊。在我国经济社会长足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形势下，特别值得人们警惕和反省的，是仍有一些国人在很多方面以洋为尚，乃至崇洋媚洋，自我贬抑民族文化，自觉不自觉地反映出某种殖民文化心态。择要而言，殖民文化心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学术评价中的西化倾向；2.人才评价中的崇洋表现；3.学术会议中的所谓国际惯例。面对普遍存在甚至某些方面已经被制度化的殖民文化心理，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的措施，以防止并逐渐消解之。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是消解殖民文化心理的首要条件；挺直民族文化脊梁，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以我为主，学习外国，熔铸中外，创新学术评价体系和人才评价体系及其价值标准，使其中国化时代化，是值得重视并付诸实践的工作；弘扬理性的民族主义，光大民族文化，是消解殖民文化心理的又一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