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2)06-0020-07 《学术月刊》转来周云龙博士与我商榷的文章①，读后让我欣喜。一则他提出了与我研究密切相关的问题，确实在理论方向上推进了这个领域的研究，因为任何个人的研究都是思想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其意义在于后来的研究能够接续下一个环节；二则他对本人研究的理论前提、研究对象和观念方法等提出质疑，是多年跟踪我的研究、把我的系列研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反思的结果，其中不乏新见解。当然，在他的观点中，有我认同并值得深入思考的部分，也有对我的研究误解的部分，我需要进一步说明；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质疑引发我把近来的学术反思提出来，如果能引起学界友人的关注，将中国跨文化研究领域中潜在的一种“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问题讨论下去，或许对中国近十年学术思潮的反思有一定意义。 一、什么是“问题”：当下中国的文化自觉 学术起于问题，终于理论。现代中国思想是否可能超越西方现代性观念而思考自身？用西方的“中国思想”思考中国，是否会导致中国在思想上被他者化？在我看来，背弃中国历史主体的反思，即使可以看到中国过往的陷阱，也看不到中国未来的前景。无论是“五四”时代的经典自由主义传统，还是后“五四”时代反现代西方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新左派思想，实际上都难以摆脱西方现代性观念霸权。至于如何从现代性思想中拯救中国的文化主体？这个问题直接面对西方现代性观念体系中中国话语的生产分配的方式与意义。 面对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宏大问题，学者的使命首先是找到自己专业的方式。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笔者试图以中国形象为方法，在跨文化研究领域中，从一个侧面思考全球化时代中国现代性自我构建的问题。这种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建立在“异域形象作为文化他者”的理论假设上——首先，从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在西方现代性自我确证与自我怀疑、自我合法化与自我批判的动态结构中解析中国形象；其次，在跨文化公共空间中，分析中国形象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经验的过程与方式。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在思想领域提出的主要问题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如何生成演化？如何参与构建西方现代性自我？如何在意识形态或社会无意识意义上形成“互为主观性”与“互相他者化”的关系？如何影响中西关系与世界现代文化格局？如何塑造中国的现代性自我想象？如何控制着世界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的生产与传播，形成后殖民时代的泛东方主义化倾向？如何左右中国的国际文化环境或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国际环境？ 西方的中国形象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是“跨文化形象学”中国问题的起点。在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的边界或尽头，出现的是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问题。这个问题指向两组相关的课题：一是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彼此东方化”的问题；二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影响或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自我东方化”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的西方形象和“西方主义”的问题。在中国文化自觉的大问题下，有必要开展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发掘中国形象在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意义层面与多元意义语境，在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中思考西方的文化霸权，进一步理解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国际环境。如果以专业的方式解构西方中国形象的文化霸权，那么，这种文化霸权既包括西方建构的，也包括跨文化移植的。就后者而言，俄罗斯、印度、日本这三个国家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相关，在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与它们的关系，构成21世纪中国最敏感也最危险的国际关系；而它们的中国形象，构成它们面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国家战略背后最深层的文化动机，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和平崛起。 研究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结构，感触最深的是西方现代性精神与制度中的某种“致命因素”，即西方现代性精神核心存在的同体异构、相互关联的两种力量——自我认同与异己分化。一方面，西方现代性的自我认同力不仅表现在西方文化内部趋向凝聚，还表现在西方文化面对非西方文化不断施展的向心性的吸引力。在“跨文化形象学”研究中，你会发现，几乎所有非西方国家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均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这些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另一方面，在强化自我认同的同时，西方现代性也在进行异己分化。在全球化推进过程中，西方现代性所到之处，前现代的传统社会已有的文化结构纷纷出现难以弥合的断裂冲突，当今社会误解与冲突最深刻的地方，往往是前现代社会曾经构成某种文化共同体的区域。这一点明显表现在曾经共处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中国与日本，以及曾经共享佛教文化的中国与印度。它们在进入现代性世界秩序后对中国形象表现出的强烈的否定态度，是最好的明证。现代世界除西方文化外，还有伊斯兰文化，东亚儒家文化，南亚、东南亚、非洲与拉丁美洲不同地区文化。这些国家或地区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在全球化现代性观念体系中可能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再生产形式。从西方的中国形象开始的“跨文化形象学”研究，最终可能又回归到西方。站在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的起点上，前景似乎是开阔的，但研究境域越深入，却越来越感到窘迫。我们面对“西方”在强暴性的、自恋式的想象的认同关系中建构现代中国自我的困境，同样出现在我们面对全球化世界其他镜像他者的处境中。表面上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实际上已被西方的中国形象程序所操控，这才是隐藏在全球主义中转移病变的最危险的东方主义因素。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