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以后,西西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时如是总结:“对我来说,《我城》是一个分水岭,以往我写的是存在主义式小说:《东城故事》、《象是笨蛋》、《草图》等等,都相当灰色,结局或者主人公发疯了,或者死亡。一句话,生命好像没有意义”(198)。《东城故事》写于一九六六年,根据此文,那是一个“存在主义的时代”,但对存在主义“似懂非懂”。很快,西西便发现“这些存在主义式的小说,我觉得都不是我应该走下去的路,我想写一个比较快乐的,同样‘存在’,但用另一种态度”(西西200)。这种转变固然与六七以后香港经济腾飞及社会转型、作者的自我风格形成等等有关,但饶有兴味地,是什么促成了这种最初的追随?或者说,是什么令“存在主义”风靡一时却又使人似懂非懂?所谓的“存在主义时代”,又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一、“存在”之场域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香港的文学杂志、报刊大量涌现与“存在主义”有关的文章,有研究曾以《好望角》所载小说为例,探讨“存在主义”影响下香港六十年代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个重要面向(杨彩杰24-35),并在附录部分罗列了《中国学生周报》、《文艺新潮》、《香港时报·浅水湾》、《好望角》的部分相关评论、小说。以《中国学生周报》、《文艺新潮》和《香港时报·浅水湾》以至《好望角》来看香港彼时的存在主义风气,大致方向不错,但恐怕失之片面。“存在主义”在当时的流布亦远远超越这个范畴。香港中文大学的香港文学资料库是目前收香港报刊最全的数据库,网络搜索系统收录了香港从二十年代起至今的期刊杂志,笔者首先以该数据库为基础,以“存在”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查找取存在主义含义的篇章。由于在大量翻阅的过程中发现当时对存在主义的译介主要针对齐克果(Sфren Aabye Kierkegaard)、加缪(Albert Camus)、萨特(Jean Paul Sartre)展开,并且,有大量介绍莎岗(Fran
oise Sagan)的文章将其归为存在主义式的,因此再以“卡缪/谬”、“加缪/谬”、“嘉缪/谬”、“沙/萨特”、“萨泰”、“沙/莎冈/岗”、“祁克加/伽德”、“祁/齐克果”为关键词在各字段进行搜索,查取相关篇章。合此两项发现,有关文章发表的集中时期是在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不仅文章数量大幅减少,对存在主义或相关人物的名称使用也有了专业化、学院化的倾向,因此,将篇目的选取截至八十年代。最后,在可能的条件下,再对《文艺新潮》、《诗朵》、《新思潮》、《香港时报·浅水湾》、《好望角》、《大学生活》进行了穷尽式查找。合以上三项而形成一个香港存在主义报章总目,以该目所涉篇章为场域进行分析,能大致了解存在主义传播的情况,并从较为宏观的角度观察存在主义思潮之影响。 从这一统计结果发现,有关存在主义的译介、讨论和创作,涉及以下27种报刊:《文艺新潮》、《新生晚报·新趣》、《香港时报·浅水湾》、《好望角》、《大学生活》、《中国学生周报》、《文艺季》、《水星》、《文汇报·文艺》、《华菁》、《文艺世纪》、《文艺伴侣》、《当代文艺》、《纯文学》、《海洋文艺》、《盘古》、《四季》、《大拇指》、《文美月刊》、《开卷月刊》、《南北极》、《华实文艺丛刊》、《八方文艺丛刊》、《诗风》、《新晚报·星海》、《星岛晚报·大会堂》、《读者良友》。从这份名单来看,几乎没有什么左派的报刊参与其中,即使在左右对垒已不那么明显的六○年代,也只有《文汇报》、《新晚报》可以算作正统的左派报纸,而罗孚主编的《文汇报·文艺》和风格较为普罗的《新晚报》却都非属意识形态强烈,此间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视野颇值得玩味。其中,篇目最多的主要集中在几种重要的现代主义文艺刊物、副刊,「友联」旗下分别针对中学生和大学生的《中国学生周报》和《大学生活》,以及立场中立、颇受市民阶级欢迎的《新生晚报》之“新趣”版。以上报刊中《文艺季》、《文艺世纪》、《文艺伴侣》、《当代文艺》、《四季》、《南北极》、《华实文艺丛刊》、《新晚报·星海》各只有一篇且不是非常重要,因此将这几种以外的报刊按每五年的文章数进行统计。 根据对上述报刊“存在主义”文章的统计,有关存在主义的篇章主要集中于1956至1969年,这很容易令人联想到1957年加缪获诺贝尔文学奖及1964年萨特拒领诺奖的事件。在通讯技术未至今日发达的五六十年代,香港作为英殖民地及自由港的特殊政治、地理优势,使得大量的英美报刊在港流通,而本地报刊的许多文章便直接译自这些报刊(如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泰晤士报[The Times]等等)。诺贝尔文学奖作为西方文坛第一盛事,自然也引起本地文人的关注,尤其是现代主义刊物以及有右派背景的一些报刊。不过有趣的是,本地的译介并非唯诺奖是瞻,每年对诺奖进行追踪式报道,而是特别关注在一些引起争议话题或富于先锋性的作家身上。可以想见,先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加缪和萨特,早年都积极投身社会运动,但又因意见不合而分道扬镳。此后加缪车祸死亡,萨特拒领诺奖,这些事件一方面加深了香港知识分子对存在主义的想象,一方面则为二人形象添加了几分传奇色彩,在吸引大众眼球的同时成为存在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加缪死后,1962年1月10日,《新生晚报·新趣》便有文章纪念加缪逝世二周年;1964年1月3日、1月10日,《中国学生周报》又以两个整版出“加缪纪念专辑”;1965年1月3日、4日李英豪又在《新生晚报·新趣》连发两篇散文纪念。如此频密的逝世纪念,可以想见加缪并非一个一晃而过的名作家,一个诺奖得主,而是具有相当认知度的公众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