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文化实践正经历着一场深刻而又复杂的转型与重塑，集中体现为社会转型期文化价值观的深刻变化，对此予以关注、审视、剖析与反思，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大众文化实践的当代展开与大众文化价值观的复杂变化，实为社会生活方式当代性问题的两面，其核心之一即涉及人的问题。回顾新时期以来文化研究历程，可以清楚看到文化研究如何随着对人的认识与反思的展开，而发生一连串具体而细微的转向。当下社会发展被明确规定在“以人为本”的方向上，这一规定对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理论来说也显然具有普适性，因此讨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观问题，也就不能不首先面对大众文化价值视野中人的问题。 不论对文化的界定有多少种理解，价值作为文化的内在属性之一，乃是不争的事实。文化本身就是价值论的，因而也是人论的。这就是说，文化是属人的，是为人的，是人的创造物。那么，文化价值视野中的人是具体的人还是抽象的人？在此有必要重温马克思的思考。众所周知，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从讨论商品开始的。在马克思看来，价值就是商品的社会关系：作为价值，商品是等价物；作为等价物，商品抹去了自己的自然属性，而凸显其社会属性。具体到资本主义语境中，商品首先是凭借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需要的物，这种满足就物来看则是物的有用性，它一方面表现为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表现为交换价值。作为使用价值，商品在使用或消费中通过自己的自然属性实现对于人的需要的具体满足，体现人与物的关系；而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在同其他使用价值的交换中通过比例关系实现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体现人与人的关系。交换价值以平均劳动时间为尺度，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剩余劳动时间与必要劳动时间的进一步区分，则清楚暴露了资本剥削的秘密。交换价值揭示出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因而真正体现了价值本质。由此可见，马克思关于价值的讨论虽然从商品开始，但其着眼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所谓人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等判断被视为“绝对命令”，要求推翻使人成为被奴役者、被侮辱者的一切关系，正是马克思人学逻辑在实践领域的必然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价值理论所讨论的人既是与动物性相对立的人，也是与神性相对立的人。作为前者，人确证自己现实的类生活，即自觉自由的实践活动；作为后者，人成为启蒙意义上的主体，因而可以说这样的人既是普遍的、一般的，也是具体的、历史的，是二者的统一。在此意义上，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实现向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就成为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基本规定。尽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诸种批评与反思(也给予了形形色色的辩护与阐释)，但马克思价值理论关于人的理解，还是为讨论当代大众文化价值问题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指引性。 首先，讨论大众文化价值视野中的人的问题必须厘清不可逾越的人性底线，这就是说，无论大众文化以怎样高雅的抑或通俗的形式出现和存在，都存在着人之为人而非动物的必须坚守的底线。失守了基本的人性底线，将马上面临人性泯灭、价值崩塌的险境。但这样的人性底线既非高至神界，亦非低至物界，而是根植于人间。就此而言，大众文化确乎日常的、普通的。其次，讨论大众文化价值视野中人的问题，不能忽视人性的具体性，要警惕以文化价值的普遍性遮蔽人的文化需求的多样性、多层次性的危险，如果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那么文化价值的个体性维度就不该是某种更为宏大的价值尺度的牺牲品。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法西斯主义消弭个体价值的深入批判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再次，讨论大众文化价值视野中人的问题应该正视历史性，抽离了历史性的维度，任何关于大众文化的价值评判都将流于不及物，否则，我们将无法反思上世纪80年代援引法兰克福学派进行大众文化批判的合法性问题，也将同样无法反思新世纪大众文化实践中的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理论。 然而讨论人性、具体性、历史性之于大众文化价值研究的重要性，并非简单地重复人在文化价值理论中的中心地位，而是意在凸显这一讨论的当下性与现实性，①这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就大众文化中的人的形象而言，在一个英雄去魅的时代，个人如何获得正当的、平凡的生活？就大众文化研究而论，作为生活方式的大众文化如何保持对走向另一极端的可能的清醒？就大众文化理论中的人来说，独立自主的个体在何种意义上是当下社会生活土壤的萌生物？毋庸讳言，上述对于大众文化价值研究的提问，已经包含了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实践的先行判断和把握，这在现代阐释学看来，是阐释行为所无法摆脱的宿命，同时也是阐释行为存在的基础，但在当下文化语境中，强调问题式的现实性与具体性以及强调拒绝那种绝对真理在握的卡冈式的傲慢与自负，无论达到怎样的程度都并非杞人忧天。 如果说当下大众文化的多元发展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大众文化中人的形象日趋世俗化、平常化也同样无可否认，这或许可以在《渴望》中的刘慧芳身上看到其阶段性，也可以在《神女峰》“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中找到某种感性表达。当曾经权威的价值基座遭到质疑，被压抑的身体及其官能便迎来为人的价值论选择背书的机缘，其革命性与两面性固然需置于历史视野中方能明澈，但对抛弃崇高与理想而一路狂奔的世俗化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提醒无疑是有益的：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怎么都行”的生活——没有理想，也不需要理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要自己生活安逸，其余怎么都行——事实上，这种“怎么都行”的文化形象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并不鲜见，这是否提示我们进一步追问去神化与肉身化之间的某种辩证？或许在一个非正常的时代，某种“错误的生活无法过得正确”，那神女峰上的哀怨与决绝因而可以成为时代的风向标，却不能由此而无视其自身的历史性，正如无法设想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之后的生活，却不能对常态化之后的人性路向无动于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