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网络文学是个各方力量活跃的文学场域。按照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理论，在文学场内，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文学力量进行着斗争。如今的网络文学内，政治(政府管理部门)、经济(集团资本)、草根(网民作者和读者)各方力量正在进行各种各样的亲密接触和博弈。这里，唯一以学院批评为代表的精英力量基本是缺席的，取而代之的是草根批评，虽然有的草根批评中带有精英意味，但即便如此也会以草根自居，否则很可能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 发生这样变局的根本原因是，对于网络文学，主流文坛自“五四”“新文学”以来建立起来的精英审美原则丧失了“文化领导权”。这样的领导权，在网络文学早期的“文青时代”尚可见到，随着资本的涌入和网络的普及，网络文学被类型文学“格式化”以后，“新文学”的精英领导权彻底丧失。五花八门的类型文学似乎是当年被“新文学”压抑下去的旧文类的全面复活，网络时代产生的新文类也基本是以中国传统文学、国外类型文学和动漫文艺为营养源头，看不到“新文学”的踪影。辛辛苦苦上百年，一夜回到“五四”前——以启蒙文化为基点的“新文学”突然发现脚下悬空——如此处境固然和全球目前都处在“启蒙的绝境”中有关，也与这些年来，“新文学”一直未能在大众间真正落地生根有关。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精英文学一心求新向西，在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完全不重视，在“纯”化的同时，日益边缘化、圈子化，文化领导权一直以特权的方式延续。一旦网络为草根崛起提供营寨，人家自然也就不买精英的账。 反省这些年来精英文学的发展历程，精英文化的高傲自闭已经给大众造成了大面积的精神荒芜，尤其未能对下一代成长提供有效的养料。2011年秋季学期，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的“新世纪网络文学研究”讨论课上，做了一次特别调查，请同学们说出对自己的“三观加一观”(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我特意加上审美观)影响最深的艺术作品(不局限于文学，包括影视动漫，但我也强调可以包括最经典正统的文学作品)。结果令人惊诧，“85后”的学生，尤其是接近“90后”的学生，对他们影响最深的是日本动漫，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包括那些正面的、积极的价值观，如勇敢、忠诚、友谊，都是日本动漫带给他们的。中华文艺里唯一能够对他们产生深刻影响的是金庸。夸张一点说，如果没有金庸，中华文艺全军覆灭。而金庸小说毕竟是在香港地区土生土长的通俗小说。这个调查从某个方面生动地显示出“新时期”以来大陆文坛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的主流精英文学，在民族化、大众化、时代化方面的彻底失败。 其实，欧化的“新文学”在大众化方面一直存在障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精英作家鲁迅在母亲面前败给通俗作家张恨水。这个问题解决得最好的是赵树理小说和革命通俗文艺。“样板戏”和《烈火金钢》这样的评书，用民间那些最有生命力的传统文艺形式承载了陌生的、遥远的、甚至与受众千百年因袭的日常伦理相悖的“革命道理”，不但当时深入人心，甚至在今天的“后革命”语境内仍然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如此文艺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所谓“道成肉身”，文化领导权的真正建立必须从理念落实到深层的感性层面。但“新时期”以后，尤其是“八五新潮”以后，主流文学向“纯文学”方向发展，不但本身脱离了与普通受众的关系，更完全阻隔了与通俗文艺的关系。虽然金庸不断登上大雅之堂，但国内通俗小说作家队伍一直没有建立起来。“纯文学”不但自身曲高和寡，它和普通读者之间也没有作为过渡的艺术形式，“看不懂”的读者被拒之门外，被傲慢地要求提高欣赏水平。 其实，这样的傲慢态度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那些需要早晨八点坐在图书馆研读的文学作品是给职业研究者预备的，花钱买书的普通读者都是打算晚上八点躺在沙发上阅读，他们有权利要求被满足、被打动、被征服，而没有义务去够着“纯文学”的标准。相反，文艺生产者有义务寓教于乐。所以，一个成熟的文艺系统必须是分层的，并且是良性互动的。一种高于社会普遍价值心理的思想理念要实现有效传播，必须经过两道翻译，一道是把思想翻译成文艺；一道是把高雅文艺翻译成通俗文艺。主流文学远离大众与“纯文学”的理念有关，也与中国特殊的专业作家体制和出版发表体制有关。中国一直没有建立起一支以市场为定位的具有高度职业素质、与精英文学存在良好互动关系的通俗作家队伍，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畅销书商业机制。为什么网络文学中国风景独好？并非欧美网络不发达，而是欧美的畅销书机制太发达。 正是在主流文学废弃的荒野上，网络文学如野草一般旺盛地生长起来。网络文学另起炉灶，直接继承中国传统文学的衣钵，继承金庸、古龙、亦舒、琼瑶，继承欧美日韩的类型文学和影视动漫，唯独把“五四”以来居于正统的主流文学绕了过去。读者本位、市场本位的网络文学虽然以YY(意淫)为主，但YY也有高低之分。一些著名的网络文学之所以影响甚广，并不是迎合了读者的低级趣味，相反，恰恰是直面社会的核心病症，弘扬了读者内心期盼的正面价值观，当然是采用网络时代读者最喜闻乐见的新形式。这方面，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是个典型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