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格性与标出性 在符号标出性讨论中，标出项是相对立的二项之中用得较少的一方，因此也是比较特殊的一方。这种特殊首先就表现在风格上：在语言学的研究中这一点比较明显，在文化研究中这一点实际上更明显。本文讨论歌曲的语言，即歌词。它是唱出来的，而不是正常地说出来的，因此带着强烈的风格性。歌词是不正常的标出的语言，它与正常的语言就有许多不同。语言学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些相当奇特的不同点，本文的讨论将从风格性与标出性的关系开始谈起。 风格性与标出性是否必然有关，也就是说，标出项是否风格上必然与非标出项不同？进一步说，标出的原因是否正在于这种风格？应当说，在语言学关于标出问题的讨论中，形态学的风格差异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标出性是对立的两项中使用较少的那一项所具有的品格，而且正是因为该项在风格上多一些元素，“使用不便”，从而使用较少。 赵毅衡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认为风格是一种相对的感觉。身处一种文化之中，例如六七十年代穿蓝色中山装的人，难以觉察自己的服装具有风格性特征，而认为穿西装的人怪异，但在现在的文化中则翻转过来。不少符号学家也认为风格就是“对正常的偏离”(deviation from the norm)。至于无标出性的风格，所谓“零度风格”，也就是风格被程式化后变得习以为常[1]。因此在文化中，标出性只是主观感觉到的符号风格偏离，无法像语言学的标出性那样客观度量。 的确，用所谓的“经济原则”，无法全部解答风格不平衡问题：许多对立项使用较少的一项，在形态学上找不出多余的元素，也就是说风格上并没有携带“标记”。最明显的例子是汉语言中“男人”与“女人”、“他”与“她”的词长，或词汇复杂程度，看不出任何区别，但在性别不清、或性别混杂时，一律以男带女：例如在汉语中以“他们”代替“他们/她们”，也就是说，男性是非标出的正常项。因此赵毅衡认为，至少在文化研究中，无法用风格形态解释标出性，只有用“中项偏边”来解释[2]。 赵毅衡这个说法有其正确的一面，尤其是在处理文化问题时，能说明许多不稳定范畴(例如善/恶，穷/富等)对立面不对称的现象，尤其是用中项站位变化来解释“标出项翻转”的历时性变化令人信服。但有一个问题可以进一步探讨：究竟是因为它们是标出项(少数)才有了风格因素？还是因为它们有多种风格因素，才是标出项，从而是少数？究竟是因为风格怪异才导致被标出，还是因为被标出成异类，才导致人们觉得风格突出？何者是因，何者是果？ 我个人的看法是，对大部分文化上的标出性，标出性是原因，逻辑上在先，其风格因素只是因为标出而让人感觉奇异。例如简写字曾经是标出的，风格特殊，后来就变成正常，繁体字反而是标出的，看起来风格怪异。原始时代裸身正常，衣装是风格标出；文明时代衣装正常，裸身是风格标出。这里的风格因素就是脱离正常(例如减少“正常”的笔画，“正常”的衣装)。从这个定义出发，风格因素的作用可以相当明确地数量化，而风格异常因素达到一定数量，就可以导致标出性。 但如何解释我们经常感到某些事物风格异常，而引向标出呢？赵毅衡的解释是“风格是感觉，感觉跟从习惯”[3]。常年处于社会文化正常性之中的人，会感觉到某些风格“不正常”：例如我们听当代的无调性音乐(例如勋伯格或谭盾的某些音乐)，感到很不顺耳。这是因为我们将熟悉的调性音级作为正常，才感觉出来的；例如我们觉得“飞仔”或“站街女”的打扮是奇装异服，是我们把自己看作正常才感觉出来的；在吉他时代，电子吉他是标出的。例如在1965年纽波特(Newport)音乐节上，老左翼歌手彼特·西格(Peter Seeger)与鲍勃·迪伦(Bob Dylan)闹翻，就是因为迪伦(作为主流歌手)向电子吉他“投降”。而在当今的电子吉他时代，旧式吉他反而成了标出项，成了西格之类的异类“老派”歌手的招牌。“风格是感觉”这原则，处理这样动态性内的变化，的确非常有效。 但是，笔者认为：一旦要处理比较稳定的标出关系，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化，我们就很难完全用感觉来解释风格异常，因为的确可以在标出项中找到客观存在的附加风格因素。例如浊辅音的确比清辅音多一个声带振动因素，衍生词的确比原词多一些词形因素。在语言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化行为的特点：仪式总是比日常行为多风格因素；节日总是比平常日子多风格因素；演员的衣装总是比观众多风格因素；装饰品总是比日用品多风格因素；舞蹈总是比走路多风格因素；歌唱总是比说话多风格因素。这些稳定的标出性是不可能翻转的，反过来说：稳定的不会翻转的标出项，也必然是带着明显风格的。 因此，本文的看法是：风格性导致标出性，与标出性导致风格性，服务于两种不同的标出性，引出一连串不同的特点，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研究。 二、歌曲语言的标出性 歌曲的语言作为表意方式，相对于正常的、科学实用的语言而言，有强烈的标出性。我们先从这种对比的功能谈起。 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指出，艺术是陌生化的结果。语言经过日常习惯性使用，由于“知觉的机械性”而变得习以为常。而艺术的目的在于改变语言的习惯性，重新“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成其为石头”。他给这个过程创造了一个特殊的俄文词ostranenie，汉译为“陌生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