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治下的秩序尽管在衰微，但还会持续一定时间。但是，美国主导的秩序能持续多长时间是值得疑问的。国际政治中会出现新的大国，这些国家会决定接下来的世界秩序是什么样子，我们应该意识到，新的世界秩序将反映新生大国而不是正在衰落的美国的利益、规范以及价值观。 “大国”应具备将潜在力量转化为现实力量的能力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始终难以超脱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而在实践层面，这一争论尤其体现在对战略、外交政策的讨论之中。美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唯一超级大国，其大战略基于怎样的考虑？面临经济困境的美国如何继续维持其霸主地位？克里斯托弗·莱恩以研究大战略而闻名，作为一个资深美国战略家，他如何评价美国大战略以及外交政策？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近日访问了莱恩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国际关系领域新现实主义的倡导者，您如何理解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最常用的词就是“权力”(power)，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学者众说纷纭，您的定义是什么？ 克里斯托弗·莱恩：新现实主义代表作是肯尼思·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也被称作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受制于国际体系的结构，构成这个结构的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国际体系中的“极”，也就是大国的数量；第二部分是无政府状态。国际政治随着单极、两极或者多极的国际体系而发生变化。新现实主义者使用“无政府状态”一词是相对于具有等级性的国内政治而言，并不表示国际体系充满混乱无序。在国家内部，中央权威拥有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然而在国际体系中不这样的权威，也没有世界政府。每个国家需要通过自己的力量来保障自身生存与安全，这就意味着国际体系是一种“自助”制度。因此，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就是冲突与竞争。 新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在于解释大国行为如何受制于国际体系结构。从历史看，大国总是国际政治领域最重要的行为体。正如沃尔兹指出的，要成为一个大国，需要在人口、经济力量(主要指标为GDP)、军事力量、自然资源以及政府管理结构的竞争力等方面都具备强大实力。其中，最后一项常常被称作“国家能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一个国家必须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它能够利用经济创造的财富并且将后者转化为“硬实力”。一些国家常常无法跻身大国行列，正是因为他们无法将潜在力量(财富与资源)转化为现实力量。 “巧实力”战略旨在增强美国安全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几年来，“软实力”一词频繁出现于学术论文以及政策文件，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又进一步倡导“巧实力”(smart power)，“巧实力”和“软实力”有什么不同？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倡导“巧实力”？ 克里斯托弗·莱恩：1991年，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是为了回应保罗·肯尼迪关于美国衰落的讨论，奈指出肯尼迪忽视了美国的另一个无形力量，即美国民主制度的吸引力及其蕴涵的理念和美国文化(如好莱坞电影、李维斯牛仔、摇滚乐以及美国的生活方式等)。在奈的眼中，“软实力”意味着吸引和诱惑，是无需贿赂、强迫就可以让别人愿意做他人所期望的事情。然而这个理论并不那么吸引人：外交政策的制定是由国内政治机构以及官僚机构经过对国家利益的衡量仔细斟酌而成的，很少有证据显示国家在做决策时是因为他们“喜欢”另外一个国家或者其领导人。关于这一点，历史上有一个很好的例证，那就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一战后访问欧洲时热闹非凡的招待会，他在那里受到民众的热捧，人们崇拜他提出的自由理想、公平正义的世界秩序新理念。然而公众对威尔逊的喜爱丝毫没有影响凡尔赛谈判中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为各自国家利益的顽强辩护。 2007年，奈与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提出“巧实力”一词。简单地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奈和理查德·阿米蒂奇是这样描述的：巧实力强调军事力量，但同时需要大量投入，用于维持与各个层面和机构的联盟与伙伴关系，以此来扩大美国的影响力，增强美国行动的合法性。以“巧实力”为基础的国家战略并不是出于利他主义，而是旨在增强美国的安全。美国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意识到，只凭借军事力量是无法让美国赢得诸如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的战争的。所以，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所称，美国必须努力在其他国家推进经济发展、制度和法制建设、内部和解、良政以及公共服务。总结起来，“巧实力”旨在通过促进民主、良政以及经济发展，以期减少滋养恐怖主义的环境和不稳定因素。 将政策标榜为“巧”，并不意味着它是智慧的。很明显，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没有意识到美国力量的有限性。当它开始推广“巧实力”时，相当多的证据证明美国缺乏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前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谈及促进民主时就明智地发现：“我与新保守主义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我认为在任何合理的时间框架内要实现中东民主化是不会成功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会让中东的境况更糟。” 离岸制衡战略可以转移风险成本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以推崇并发展了离岸制衡理论而著名。最近您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全球权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The Global Power Shift from West to East)一文，指出随着权力的衰落，美国应采取离岸制衡战略。这一战略对东亚来说意味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