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2)04-0128-09 为了理解中国软实力日益增强的吸引力及其选择的发展模式，我们必须了解相关的历史背景，即西方发展经济学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在日益减弱。如同许多娱乐故事一样，这个问题也是起始于剑桥大学的。 好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并没有想过要给自己的人生留下什么特别的东西。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凯恩斯想经营一家铁路公司，因为他认为这个工作容易做。当他没能如愿从事铁路生意后，他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在这个常被忽略的人生履历中，他的经济学考试得了个最低分。[1] 凯恩斯很快被派往印度办事处，在那里他整天忙于杂乱的微不足道的琐事(他曾说自己最大的成就是向孟买出口了一头纯种牛)，不久他就辞职不干了。回到英国后，他在英国上层社会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为剑桥的杂志撰稿，作为布卢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的一员活跃于伦敦的社交场合。这是一个由学者和艺术家组成的非正式社会团体，包括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里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福斯特(E.M.Forster)以及格兰切斯特的诗人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等名人。奥地利皇储弗朗茨·费迪南德大公(Franz Ferdinand)被刺后欧洲陷入战争，凯恩斯也因此进入英国财政部，他的经济学才华得以被发现。[2] 凯恩斯在公务工作中迅速升职。1918年他参加了凡尔赛的巴黎和会，会议期间他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缄默。但回国后他却出版了《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揭示德国战后赔偿政策缺陷所折射出的危险将最终导致欧洲的不稳定。这本书非常畅销，凯恩斯也一举成名。[3]当德国再次被打败、大国再次聚首就战后秩序达成协议时，凯恩斯已经处于历史的中心位置。他率领英国代表团参加了著名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这个会议的名称来源于新罕布什尔的那个小镇，参会人就是在这里建立了战后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机制的。 在之后30年的时间里，西方政策制定者们的共识就是遵循在新罕布什尔制定的指导方针。[4]布雷顿森林会议最重要的理念就是凯恩斯的思想，即衰退和萧条并不能自我纠正。[5]他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建立在错误的猜想之上，认为供需的自然法则能够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他指出：事实上，人和企业一样都力求在经济衰退时储蓄更多一些，投资更少一些。这样就减少了很多流通中的钱，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导致失业。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资本主义如果要避免30年代那样的伴之以社会动荡与政治极端主义的经济倒退的话，就需要国家的干预。国家的责任就是利用公共支出与投资替代那些在艰难时期消失的私人支出，这会创造就业机会、增强购买力。同时，政府要在经济恢复与扩张时期削减开支，以避免通货膨胀。换句话说，失业和通货膨胀是交替的两种力量，政府的工作就是操控二者的平衡，在形势不好的时候利用公共开支将钱放到民众的口袋里，在形势好的时候利用税收把钱收回来。[6] 20世纪60年代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巅峰时期，华盛顿、伦敦以及欧洲的政府都依据凯恩斯理论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实践似乎验证了这个理论。一些政府选择以高通胀为代价换取低失业率，另有一些政府选择以高失业率为代价换取低通胀。[7] 但70年代世界经济陷入衰退。这不但粉碎了战后的凯恩斯主义共识，而且为西方经济思想的深刻变化埋下了伏笔。这个西方经济思想要改变世界，并带来由美国领导的全球化新时代。伴随着这个时代产生了深受欢迎的一个理论——西方发展经济学，人们称之为“华盛顿共识”。 在探讨有关中国的文章中，关于华盛顿共识失败的意义没有必要过多赘述。被大家看好但最终并没发挥作用的模式为中国大餐搭好了餐台，这个大餐的享用者包括一些边缘国家、无赖国家、独裁政府等等。西方的政策制定者们基于80年代的国际政治臆断，力图在金融援助中，利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来引诱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的标准和制度来发展。接受援助的国家将实行亲西方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此回馈西方国家的经济支持。但事实并非如此。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新学派 20世纪70年代初期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商品价格的急剧上涨。起初是由60年代很多国家的高增长率及严重的农业歉收造成的。继之，在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抛出了重磅经济炸弹，削减了原油供应，并对西方国家实施禁运，以报复美国在赎罪日战争中对以色列的支持。其影响是，石油价格增长4倍，企业和政府拼命挣扎来应对高成本，世界经济陷入衰退。 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世界经济危机呈现出的严重问题，失业与通胀已开始同时出现。在凯恩斯模式下，全球经济衰退引发高失业说明应该提高消费。但与此同时，由石油禁运等多重因素导致的高通胀及商品价格的日益提高则说明应该减少支出。[8]由金融危机导致的疑虑很快使凯恩斯主义者们陷入政策辩论的边缘。 一个新的学派由于对危机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而出现了。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作过教授和总统顾问，以被称作“货币经济学”新运动的领袖身份出现。[9]在弗里德曼的领导下，对所察觉到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失败的回应很快成为西方新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