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论 “有的人是生来的富贵，有的人是挣来的富贵，有的人是送上来的富贵。” ——莎士比亚：《第十二夜》① 欧盟似乎在刻意地回避“富贵”。《里斯本条约》的批准为欧盟赢得某些富贵“功名”提供了机会。近十年来，条约的谈判过程竭尽全力地创造了两个顶级职位(欧洲理事会主席和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它们是为了欧盟在世界舞台上立足更稳和发挥更大影响力而明确设计的。然而，欧洲理事会2009年11月19日自以为是地做出决定，拒绝了一群令人印象深刻、极为适合这些关键职位的候选人，而代之以任命两位次要的官员——他们实际上在各自国内都默默无闻。不考虑新晋职位者——赫尔曼·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和凯瑟琳·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的个人品质与政治能力(毫无疑问这也相当重要)，全世界都迷惑不解地接收到了这些任命所传递出的信号。欧盟27个成员国的国家和政府首脑们发出的信号相当于一个讯息，即联盟本身不会在世界舞台上设定任何议程或是主动发起任何重大行动。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通讯录上不会增添新的电话号码。德国新闻界甚至为该现象发明了一个新词selbstverzwergung来指代这个继续作侏儒的决定。②该讯息表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还将被牢牢地掌控在成员国手中(实际上就是德国、法国和英国)。③ 来自学界和评论界的“欧洲现实主义者们”兴高采烈地向那些曾经期待更加高调的人事任命的人们解释道，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改变欧盟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无论其在技术上多么合格或在政治上多么精明，因为“再多制度上的改进也无法规避一种需要，即欲使政策被接受就必须获得民族国家政府的同意”。④这种观点只是部分正确。当然，对外交政策偏好的接受要求成员国之间达成一致。但达成那种一致在相当程度上会因为身孚名望的个人在布鲁塞尔占据职位而变得容易得多，他们具有对各项事务的深入认识并持有战略眼光，能够很清晰地规划可行选项，并且极具说服力地指明前进道路。欧盟以前就曾如此。《阿姆斯特丹条约》之后，欧洲理事会在1997年做出了设立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职位的最初决定。许多成员国围绕这个公认的任职者的层级问题爆发了激烈辩论。它应该如英国和其他国家所表现出的需要一个中层职业官僚?还是一个类似于前总统吉斯卡·德斯坦(Giscard d' Estaing)的发起人和混合器角色，就像法国声称希望看到的那样。⑤最后，“辩论”仍旧毫无结果，而恰恰是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作为北约秘书长的品质——外交手腕高超、高调而又得到一致认可的团队合作者——决定了最终效果取决于个性而非层级。⑥2000-2001年间也有一场关于政治与安全委员会任职者层级的类似辩论：他们应该是受到各自国家首都严密控制的中层职业外交官，还是能够从布鲁塞尔开始规划政策的高级大使?最终，一些成员国选择了前者，另一些则选择了后者。然而，政治与安全委员会逐渐成为了向职业外交官提供的重要任命。就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和政治与安全委员会而言，制度安排被证明有助于推动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向前发展。⑦历史及“事件”的需求是引人注目的。 本文试图为欧盟挣来富贵提供有力的理由。这不是传统的、大国意义上的富贵。富贵的目标不是投射权力，而是在一个愈发动荡和快速变化的世界上取得影响力。我要论述的是欧盟可以通过表现得积极、智慧、有战略性和巧妙来发挥上述作用，从而成功地创设一个更加稳定、安全、繁荣与和谐的世界秩序。这要求建立能够推动历史以合作和共识的方式前进的多极协议。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gs)开创了“全球大协议”的概念，将其作为21世纪关系重大的目标，它要求设计“一个完全崭新的国际体系”。⑧推动建立上述协议是极其重要的历史责任，欧盟只有以正确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才能掌握主动。⑨ 二、作为全球行为体的欧盟、权力转移和大战略 就任何常规意义而言，欧盟都不能被看作一个“世界大国”。它缺乏政治和宪法上的统一。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它均不享有传统威斯特伐利亚意义上的“主权”。它的内外目标受制于联盟自身与其成员国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它在联合国没有席位，除了世贸组织外，它也没有直接出席任何主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它不拥有常备军队或是可以影响全球均势的各种投射军事力量的能力。从纯粹的地缘政治来看，欧洲还有一个更大的内在劣势。仅仅作为世界上最小的洲的一部分，欧盟只占地球陆地面积的2.8％，却容纳了至少27个国家。⑩相比之下，亚洲占全球陆地的30％，拥有41个民族国家；北美洲为13％的陆地面积，只有两个国家；南美洲也占13％的面积，有20个国家；澳大利亚则是一个民族国家独占了4％的面积。欧洲的独立政治单位数与区域面积之比要高出很多。在21世纪全球化的世界，这不是一个最大化国际影响力的窍门。除此之外，欧盟还承受着人口下降、资源贫瘠、能源对外依赖和殖民地包袱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使得欧盟的权力优势和发出的规范信息相对弱化。然而，欧盟的确具备往积极方向施加影响的潜力，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很有可能在21世纪采用这一路线。 关于欧洲作为全球行为体的辩论是高度两极分化的。一方面，我们已经发现有大量作者察觉到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全球“超级大国”。(11)对这些分析人士来说，欧盟的“成功”总体上来源于有意识的政治目标和偏好。而另一方面，一些对前景预期甚低的人士发现欧盟在全球舞台上的表现除了政治混乱、言辞无力，甚至只是个神话之外，再无其他建树，无论他们本人有多么希望情况不是这样。(12)这里，对部分与整体间紧张关系的关注从本质上驱动着争论。在两种观点之间，有一群学者相信欧盟能够影响世界上的某些结果，但仅仅是在边缘和作为一种“民事力量”通过有效利用规范手段来施加影响。(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