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26日至27日，第二届核安全峰会在韩国首尔举行，此次峰会是2010年华盛顿核安全峰会的后续会议，53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负责人聚首韩国，再度研讨核安全问题，说明核安全挑战的紧迫性和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胡锦涛主席再次出席，显示了中国对核安全问题负责任的态度。 当前国际核安全形势非常严峻 核安全的概念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核能安全(nuclear safety)，重在防止核能产业运行事故的发生，二是使核设施和核材料免遭恶意侵害的核安全(nuclear security)，重在防止核恐怖主义的发生。近年来，核安全这两方面出问题的概率都在上升。 首先，核电工业的高速发展使核电站运行出事故的可能性增加。全球能源短缺的前景使各国都把核电作为解决能源问题的战略选择。目前全球已有430多座核反应堆在运行，还有65座正在建设。据国际原子能机构披露，到2030年全球至少还要增加90座核电站，仅在2011年就有约60个国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洽商启动核电项目，其中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超一流的美国(三哩岛)、前苏联(切尔诺贝利)和日本(福岛)，都先后发生过大规模核电事故。 其次，核电产业链的薄弱环节增多。核电站在全球的普及使核原料的开采、加工、运送、处理、贮存呈现出一个庞大的全球网状分散布局，如果有关国家发生社会动荡，监管失控，其每一个点都可能出现薄弱环节，为核原料非法买卖打开方便之门，为恐怖分子袭击提供可乘之机。 再者，国际反恐形势更加严峻。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剧烈波动，特别是西亚北非局势的动荡以及与此相关的干涉主义战争，使相关国家经济基础受到严重破坏，使数以万计的人死于非命，使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丧失了生计。动荡和战争造成的废墟和仇恨是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核产业链薄弱环节的增多以及恐怖袭击动机的凸显，使核恐怖主义威胁空前严重。 人类选择核电之必然性 既然核能有如此之多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可以取消核电选项呢?答案是否定的。地球化石类燃料的不可再生性与人类社会不断增长的需求是一对结构性的矛盾。英国石油公司于2007年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评估》报告称，按当时世界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耗量计算，世界已探明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分别只能满足40年和60年的需求。其他研究机构发表的类似报告具体数据虽不完全相同，但结论是一致的，即地球油气资源枯竭的日子正一天天接近我们，如果人类社会不想回到前工业化时代，就必须探求新能源。 退一步说，即使不存在能源短缺问题，燃烧化石类能源产生的排放，也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无法承受之后果。按目前世界排放量计算，至本世纪末，地球温度将上升1.2～3.5摄氏度，将对数以亿计的沿海居民造成威胁。如果人类不想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就必须改变目前的能源结构。而在替代性能源中，最具规模生产价值的还是核能。因此，排除核能选项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那么，能否设想只允许经济雄厚、科技先进、人才充沛的发达国家开发利用核能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根据主权平等的现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已经达成的共识，任何国家只要遵守了《核不扩散条约》等相关国际条约的规定，就享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任何国家或集团都没有垄断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类的本能，发达国家创造的以香车豪宅为代表的高消费已经成为美好生活的象征，而这些都要靠巨量能源消耗来支撑。据统计，发达国家人均耗能量是发展中国家的35倍，一个美国人消耗的能源相当于500个印度人的消耗量。不能认为这种差距是合理和道德的，剥夺发展中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道德基础，更不具可操作性。 解决核安全问题必须标本兼治 既然核能的选项不能排除，各国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又不容否定，而核事故的灾难后果又不会止步于国家边界，出路就只有一条：让核能更安全高效地为人类服务。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加强核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强化核安全领域的全球治理。这就是全球核安全峰会的现实意义所在。华盛顿峰会的主要议题是防止和打击核恐怖主义，即解决核设施和核材料免遭恶意侵害的核安全问题，会议通过的《华盛顿核安全峰会工作计划》，强调要促进《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的普遍化，要提高《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的权威性，要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根据其《核安全丛书》在全球范围开展活动，各国要进行核安全信息交流，核安全文化培育，核安全人才培训，等等。这些措施是非常紧迫和重要的，但都还停留在“治标”的层面，要从根本层面解决核恐怖主义问题，必须标本兼治。要“治本”，就要改变目前国际社会发展失衡、贫富悬殊、地区动荡、民族宗教冲突频发、滥用武力、制造贫穷和仇恨的现象，从根本上铲除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 要使国际核安全机制真正发挥作用，还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不能给国际核安全机制附加别的目的，不能把国家间争端引入峰会，更不能在这个机制中奉行双重标准。如果把核安全峰会变成功利性外交政策的工具，国际核安全机制就会失去中立和公信，就没有办法凝聚国际社会力量应对核安全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