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以来席卷中东各国的政治动荡并不与巴以问题直接相关，但随着这场剧变的冲击效应逐渐释放，以及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架构出现结构性变化，巴勒斯坦、以色列的战略生存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双方的内部政治生态也有新的演变，巴以问题随之增添诸多复杂因素，未来一段时期可能因此掀起新的外交热潮。然而，由于导致巴以和谈停滞的阻碍因素继续存在，重启和谈的希望仍然渺茫。 中东动荡改写了巴以问题的外部战略环境 中东变局严重冲击了美国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增加了阿拉伯国家的内顾倾向，赋予土耳其、伊朗等非阿拉伯力量更广阔的外交施为空间。巴以问题虽为中东“要务”，但一时显得不再是“急务”，在地区外交议程上位置后移，不及所谓“阿拉伯之春”、利比亚战争及伊朗核问题等“抢眼”。随着地区多个国家新政权诞生和步入施政阶段，巴勒斯坦问题有可能重新升温，成为地区国家抢占道义高地、由此“站队”、“亮相”的重要外交舞台。 (一)美国调停巴以冲突的能力下降 美国一贯寻求充当解决巴以问题的重要外部推动力量，但即便没有当前这场中东变局，美国推动巴以和谈的政策与行动也困难重重。冷战结束后，阿拉伯世界失去苏联提供的战略依托，而以色列背后依然矗立着超级大国美国，巴以问题的天平开始向以色列倾斜。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将中东地区作为反恐、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主战场，相继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大力推行“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力求强化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主导地位。由于美国国内亲以的强硬派势力明显上升，美国在巴以问题上更加偏袒以色列，以色列基本掌握了支配巴以问题走向的战略主动权。而美国于2006年推动巴勒斯坦民主选举，则成就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参政，使之形成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并立的政治力量，巴勒斯坦政治陷于分裂和内乱，巴以力量对比严重失衡。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执政初期，曾高调提升巴以问题在中东外交议程中的位置，把推动解决巴以问题作为改善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重要“形象工程”，但受到美国与以色列“特殊关系”及美国国内政治的束缚，奥巴马在推动巴以和谈问题上始终难以取得进展。 当前的中东局势动荡与美国自身经济问题缠身及在地区的控局能力有所下降同时发生。①奥巴马政府为避免与阿拉伯世界“结怨”，实现美国全球战略从中东到亚太的“转身”，不愿过多地公开染指中东变局，其调停巴以冲突的作用从三方面受到削弱。第一，美国对阿拉伯盟友的号召力减弱。埃及、沙特、也门、巴林等国遭遇不同程度的政治危机，使美国在“民主”和“稳定”的悖论中难以抉择。特别是穆巴拉克下台成为美国在关键时刻背叛盟友的“罪证”。美国很难像过去那样调动地区盟友的支持，强行推进一味偏袒以色列的巴以和谈政策。第二，美国对“小伙伴”以色列的说服力下降。奥巴马上台以后，美以关系龃龉不断，双方围绕“两国方案”、1967年边界线、定居点建设及恢复和谈等问题的分歧先后浮出水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频频和奥巴马公开“叫板”。面对地区动荡，以色列批评美国“表现软弱”，指责奥巴马“弄丢”中东。鉴于美以之间紧密的战略和外交联系纽带，美国原本是唯一有可能说服以色列做出妥协的外部力量，但现在，国会已成为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堡垒，奥巴马政府经过了“学习的过程”，实际上对以色列的庇护和纵容毫不输于前任，无力约束内塔尼亚胡政府。第三，美国在承诺“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的公信力严重受损。奥巴马曾在2009年6月的开罗演讲中提出旨在解决巴以问题的更显平衡的政策，也曾在2010年9月联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向巴勒斯坦承诺“来年再聚首，建国梦成真”。然而，奥巴马越是努力把自己塑造为“一碗水端平”的和平掮客，就越是遇到来自“小伙伴”以色列的强烈反弹，导致美国不得不重申对以色列安全的绝对承诺，反而在事实上将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愈加牢固地捆绑在一起。2011年2月，美国投票否决了一份关于谴责以色列定居点建设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之后很快，巴勒斯坦政府外长马勒基于3月宣告“中东和平进程已经终结。”同年10月，美国明确反对巴方通过安理会谋求在联合国的会员国地位(即“入联”提案)，放言准备动用否决权，并冻结了对巴方的部分经济和人道援助。这些使巴方不得不正视美国不可能成为公平的调解人这一现实。 美国学者主张，既然“劝和促谈”的前景黯淡，就没必要在这方面再做无用功。②美国中东问题特使乔治·米切尔、国务卿海湾和东南亚事务特别顾问丹尼斯·罗斯先后于2011年5月和12月辞职。欧洲国家曾希望发挥更大作用，2011年8月法国外长阿兰·朱佩提出解决巴以问题的倡议。12月，来自欧盟的4个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发表谴责以色列定居点活动的联合声明。但是，和美国相比，其他域外力量对促谈的推动力终归有限，中东问题有关四方于7月举行的华盛顿会议无果而终，且于10月至12月间在耶路撒冷分别与巴以就重启和谈举行的会谈均未取得进展。 (二)地区国家重新调整对巴以问题的政策 巴勒斯坦问题是阿以矛盾的核心，在20世纪的历史中始终牵动阿拉伯民众的敏感神经，很多阿拉伯国家都曾以担当“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捍卫者”为荣。但是，即便在4次中东战争期间，也出现过部分阿拉伯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将别国推到前台、企图坐享其成的例子，这削弱了阿拉伯国家整体力量，并导致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20世纪70年代末，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使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集团作战”的日子一去不返。90年代初，约旦与以媾和及巴解组织与以签署《奥斯陆协议》后，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态度进一步分化。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小布什政府奉行对阿拉伯国家以“温和”与“极端”画线的政策，埃及、约旦等“温和”国家向美靠拢，北非及海湾诸国更加顺美、亲美，不少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暗送秋波”。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公开化，许多国家在该问题上拉一派、打一派，利用其做文章的考虑远胜于真心维护阿拉伯民族利益的成分。随着巴勒斯坦问题中的泛阿拉伯色彩淡化，该问题逐渐蜕化为巴以双边问题。据统计，过去20年来，阿拉伯国家向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机构(UNRWA)提供的捐助资金锐减，从80年代占该机构年度预算的8％降至目前不足3％；2010年，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援助仅占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国际援助资金总额的20％。③可以说，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支持几乎止步于“口惠而实不至”的道义支持。 值得关注的是，2011年以来在中东地区全面开花的群众抗议运动主要是由地区阿拉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严重失衡且权益分配不公而引起的。并且，在和平示威、武装冲突或外部干预的冲击下，地区多个政权遭遇体制性的破裂。当前，各国正处于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及意识形态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的过程中：突尼斯“革命原地踏步”、埃及“革命尚未完成”、叙利亚“内战在即”、约旦“风暴仍将酝酿”等，地区的地缘政治图景可谓乱象纷呈。各国的当务之急是实现从动荡到发展的转变，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治国理政和发展道路来，④巴以问题的紧迫性一时间被冲淡。
